景安十一年春,江南苏州城外,一座占地百亩的“锦华织坊”拔地而起。织坊主沈万鸿是江南新兴的工商业者,他引进西域的纺织技术,改良织机,雇佣了两千余名织工,生产的“云纹锦”质地轻薄、色彩艳丽,不仅畅销大唐,还通过市舶司远销欧洲、南洋,获利丰厚。
然而,锦华织坊的兴起,却触动了江南传统豪强的利益。以松江吴氏为首的豪强家族,世代以土地兼并为业,麾下佃农数万。沈万鸿为招募织工,开出了“月俸三两白银、包食宿、年终分红”的优厚条件,吸引了大量吴氏的佃农逃离土地,涌入织坊。短短半年,吴氏损失佃农五千余人,田亩荒芜过半,地租收入锐减,与沈万鸿的矛盾愈发尖锐。
“沈万鸿这匹夫,竟敢挖我墙角!”吴氏族长吴天雄怒拍案几,召集江南十余家豪强议事,“若任由这些工坊主招募佃农,我等的田亩将无人耕种,百年家业毁于一旦!必须联手打压,让他们知道江南是谁的天下!”
豪强们纷纷响应,当即定下三条毒计:一是抬高粮价,囤积江南粮食,断绝织坊的口粮供应;二是派家丁伪装成织工,混入锦华织坊,暗中破坏织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三是勾结地方官吏,以“擅占民田、偷税漏税”为由,查封织坊。
沈万鸿得知消息后,沉着应对:一面从海外商队高价购买粮食,保障织工口粮;一面加强织坊安保,严查混入的奸细,同时提高织工薪资,稳定人心;一面将豪强勾结官吏、囤积粮食的证据,通过漕运快马送往长安,向朝廷申诉。
豪强的打压未能奏效,反而激起了织工的愤怒。吴氏家丁伪装成织工,在织坊内破坏织机时被当场抓获,沈万鸿将其押至织坊门口示众,揭露了豪强的阴谋。织工们本就对豪强的剥削深恶痛绝,如今更是群情激愤,数千名织工自发聚集,前往吴氏府邸抗议,要求吴氏停止打压、降低粮价。
吴天雄见状,非但不收敛,反而令家丁持械驱赶织工,双方爆发冲突,数十名织工被打伤。消息传开,江南各地的织工、工匠纷纷响应,聚集在苏州府衙门前请愿,要求官府严惩豪强、保护工商业者与工人的利益。苏州知府慑于豪强势力,不敢处置,只得将此事上报长安。
太极殿内,江南的急报与沈万鸿的申诉信摆在御案上。李宸翊看完后,玄铁拐杖重重叩击金砖:“江南豪强不思顺应时势,反而勾结官吏、打压新兴工商业,甚至武力驱赶百姓,简直是无法无天!”
太子李承佑出列奏道:“父皇,江南工商业兴起,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织坊、工坊的出现,不仅能增加国库税收,还能为百姓提供新的生计,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压力。豪强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压工商业、争夺人口,已引发民变,若不及时处置,恐动摇江南稳定。”
“太子所言极是。”苏明补充道,“如今江南的核心矛盾,是传统土地经济与新型工商业经济的冲突,本质是人口资源的争夺。若偏袒豪强,将扼杀工商业发展,阻碍经济进步;若偏袒工商业者,又恐引发豪强反弹,加剧社会动荡。需找到平衡点,既保护工商业发展,又规范土地市场,化解双方矛盾。”
李宸翊颔首:“朕意已决,令太子李承佑再次赴江南,全权处理此事。记住,要‘明辨是非、平衡利益’,既要严惩豪强的不法行为,又要规范工商业者的经营,同时保障农民的选择权,让愿意耕种的有田可种,愿意务工的有工可做。”
三日后,太子李承佑率天枢锐卫抵达苏州。他没有急于处置,而是先深入织坊、田亩,走访工商业者、豪强、农民与织工,摸清矛盾的症结。
在锦华织坊,沈万鸿向太子诉苦:“殿下,我等开办织坊,只想合法经营、为国纳税,却遭豪强百般打压。如今织工虽多,但缺乏熟练技工,恳请殿下允许我等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技工,同时设立工坊学堂,培养新式工匠。”
在吴氏府邸,吴天雄则辩解:“殿下,我等世代耕种,佃农逃离后田亩荒芜,损失惨重。并非我等刻意打压织坊,只是希望织坊主能与我等协商,不得随意招募佃农,若要招募,需向我等支付‘赎身费’。”
在田间,一位老农对太子道:“殿下,我等佃农,若在豪强家耕种,一年收成大半被地租剥削,难以糊口;若去织坊做工,月俸三两,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只是担心,若织坊倒闭,我等既失了工,又回不去田地,无家可归。”
摸清情况后,李承佑召集江南工商业者、豪强、官吏代表,在苏州府衙举行议事会,颁布三条处置方案:
农民有自主选择耕种或务工的权利,豪强不得阻拦、打压,不得向务工农民收取“赎身费”;工商业者招募农民务工,需与农民签订契约,明确薪资、福利与解约条款,保障农民权益;若农民务工后想返回田地,豪强需无条件接纳,不得刁难。
豪强需降低地租,将地租从收成的七成降至五成,同时不得囤积粮食、操控粮价;工商业者需缴纳“工商税”,税率为利润的一成,其中三成税收用于补贴失地农民与改善农村水利;官府设立“农工调解署”,专门处理土地与务工纠纷。
允许工商业者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技工,设立工坊学堂,由官府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培养新式工匠;鼓励豪强将部分资本投入工商业,与工坊主合作经营,共享利润,实现“农工互补”。
方案一出,各方反应不一:工商业者对“自主招募技工”“设立工坊学堂”表示支持;豪强虽对降低地租、缴纳补贴不满,但见太子有天枢锐卫撑腰,且合作经营能获得新的利润来源,也只得接受;农民们则对“自主选择权”“地租降低”满心欢喜,纷纷表示愿意支持太子的方案。
处置方案推行后,江南的矛盾迅速化解。沈万鸿与吴天雄达成合作,吴天将部分土地出租给织坊作为原料种植基地,同时投入白银百万两,入股锦华织坊,共享分红;沈万鸿则在吴氏的田地上种植棉花、桑树,保障织坊的原料供应,同时设立工坊学堂,培养了数千名熟练织工。
其他豪强见状,纷纷效仿,或与工坊主合作,或自行开办织坊、冶铁坊、瓷器坊,江南的工商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工坊林立,织机声、打铁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城市人口激增,成为大唐新的经济中心。
太子李承佑趁热打铁,奏请父皇推行两项新政:
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工商特科”,凡身怀织锦、冶铁、造船、瓷器等技艺者,均可应试,择优录用为“技官”,授予品级,负责指导各地工坊的技术革新;鼓励破虏书院开设工商科目,培养工商业管理与技术人才。
取消户籍限制,允许农民自由迁徙、择业;在城市设立“流民安置署”,为务工农民提供住宿、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在农村兴修水利、改良农具,提高农业产量,吸引部分农民返回田地,实现农工平衡。
新政推行后,大唐的人才流动愈发频繁,大量有技艺的人才涌入江南,推动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江南的丝绸、瓷器、铁器不仅畅销国内,还通过大运河与海外商道,销往欧洲、南洋,为大唐赚取了巨额财富,国库日益充盈。
捷报传回长安,李宸翊与太上皇李佑大喜。李宸翊笑道:“太子此次江南之行,不仅化解了矛盾,还推动了工商业发展,平衡了农工利益,为大唐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功不可没!”
李佑欣慰道:“工商业的兴起,是大唐盛世的必然结果。太子能顺应时势,平衡各方利益,既保护了传统农业,又扶持了新型工商业,展现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大唐有此储君,未来可期!”
江南的春风拂过锦华织坊的屋檐,织工们正在忙碌地纺织着“云纹锦”,田地里的农民们耕种着庄稼,工坊与田亩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农工并举、繁荣昌盛的盛世图景。太子李承佑站在苏州城头,望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深知,新型工商业的兴起,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而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是大唐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但他坚信,只要顺应时势、以人为本,大唐的盛世必将在经济的持续繁荣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