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政途 第303章 利害得失

一个月前接到市公安局通报时，他还想着借这个案子敲打孟飞、安志军，甚至逼其他常委向自己靠拢，稳固自己在班子里的话语权。可现在看着这份名单，他早没了当初的心思，满脑子都是 “自己能不能逃过市委的追责”。

按干部问责机制，地方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尤其是涉及多名干部的塌方式**，县委书记首先要承担 “领导责任”。轻则被市委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深刻检讨，重则可能被调离岗位，甚至给予党纪处分。

钟原今年才 40 岁，正是仕途上升的关键期，要是因为这个案子留下 “问责记录”，后续想再进一步，几乎不可能。

他想起昨天去太市市委见李天华的场景，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还带着当时的压抑。李天华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捏着专案组前期报送的简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钟原，你自己说说，晋宁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这个县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李天华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沉甸甸的压力，“公安系统领导纵容亲属开赌场，刑警为赌场护院，乡镇班子集体失责，这要是传出去，太市的干部队伍形象还要不要？市委对你寄予厚望，让你以市委常委身份兼任县委书记，是希望你能稳住晋宁的局面，结果你给市委交出的就是这样一份答卷？”

钟原当时站在桌前，腰杆挺得笔直，却感觉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他想解释 “案件发生具有隐蔽性”“前期监督存在盲区”，可话到嘴边，却发现所有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在官场里，“没发现” 本身就是 “失职”，尤其是涉及这么多干部的系统性问题，绝不能用 “偶然” 来搪塞。

钟原只能腰杆微微弯曲，态度诚恳：“书记，是我工作不到位，对干部的日常监督抓得不严，我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组织批评。”

“承担责任？你怎么承担？” 李天华重重地敲了敲桌子，目光锐利地看着他，“晋宁县这两年好不容易才成为太市的经济龙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群众怎么看我们？市委其他领导怎么看？你是我推荐的人，这事要是传出去，别人会说我用人不当！”

钟原当时低着头，内心慌张不已，真怕李天华怒气冲天，直接将他撤职处分。庆幸的是，李天华批评归批评，却始终没提 “处分” 二字。

直到谈话快结束时，李天华才叹了口气，指着简报上的涉案人员级别说：“好在涉案的处级干部只有黄家国一个，还是政协副职，没牵涉到县委、县政府班子核心成员。要是县委常委或者县政府领导出了问题，别说你这个县委书记，连我这个市委书记都要向省委作检讨。”

那一刻，钟原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地。他明白，李天华这话既是提醒，也是给他留了余地。

在官场问责体系中，涉案干部的级别直接决定问责的层级与力度，若牵涉县委常委或县政府实职处级领导，就属于重大干部问题，需上报省委，问责会直接牵连市委班子。

而黄家国作为县政协副职，虽也是处级，却不分管具体行政工作，而且明年就退休了，影响力相对有限，问责范围可控制在县级层面，这也是李天华批评归批评，却没直接提 “处分” 的关键原因。

钟原的脑海里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上个月的紧急常委会。当时他还想着借卢荣华的事扩大追责，逼文卫兵、安志军和孟飞这些常委低头，甚至想借此敲打钱文进，巩固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想来，真是庆幸当初任正浠在关键时刻 “拆了台”。

那天常委会上，任正浠一句 “干部选拔任用涉及县委常委的集体决策”，直接把 “历史决策” 的帽子扣在了所有同意卢荣华提拔的常委头上 —— 包括他钟原。

要是当时真按黄从华的意思，把组织部、纪委、分管领导的责任都揪出来，搞 “全面追责”，那么作为当时的县长、如今的县委书记，他这个 “第一责任人” 必然首当其冲。

现在回想起来，钟原心里忍不住暗叫一声好运。钟原对任正浠的情感也变得格外复杂。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任正浠话音刚落，其他常委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任正浠作为新晋常委，居然敢当众拆他这个县委书记的台，让他想 “立威” 的计划落空。

可现在看来，正是那次 “拆台”，间接帮他躲过了一劫。这种 “被自己不满的人救了” 的感觉，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又不得不承认，任正浠当时的做法确实高明，既没得罪钱文进一派，也没让他彻底陷入被动。

这种 “又恨又感激” 的情绪，让他对任正浠多了几分关注。他回想起任正浠虽然支持了钱文进的民生工程，但在这次案件的表态上，既没完全倒向钱文进，也没站在他这边，而是始终强调 “客观、公正、着眼大局”。

从常委会的表现来看，任正浠显然还在观望。他没有像袁峰那样明确支持钱文进，也没有像黄从华、刘志强那样紧跟自己，这种 “观望” 恰恰给了他拉拢的机会。只要后续在工作中多给任正浠一些支持，在人事调整上考虑他推荐的人选，说不定就能把这个年轻的常委拉到自己这边。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拉拢任正浠，而是怎么处理眼前的 64 名涉案人员。钟原很清楚，追责绝对不能扩大化。

按照官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原则，对于涉案金额较小、情节较轻的科员和股级干部，应以 “诫勉谈话、责令整改” 为主，避免过度打击基层干部积极性。

对于叶然、李海这样的副科级干部，需按 “党纪政纪处分” 程序办理，该双规的双规，该撤职的撤职，该降级的降级，但要控制在 “一案一责” 范围内，不能再牵连其他未涉案人员。

至于黄家国、卢荣华，作为案件核心人物，必须 “从严从重处理”，移送司法机关，以起到震慑作用。

他在一旁的笔记本上写下 “低调处理、精准问责” 八个字，笔尖顿了顿，又补充了 “稳定大局” 四个字。

在官场工作中，“稳定” 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是因为此案大规模处理干部，导致公安、教育、乡镇等部门工作陷入停滞，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到时候市委追责只会更严厉。

确定追责范围后，钟原的目光再次落在涉案人员的职位上，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或许是调整晋宁县中层干部的绝佳机会。

自今年 4 月接任县委书记以来，他一直想对晋宁县的人事布局做些调整。可一来为了 “保持稳定”，避免刚上任就大动干戈引发不满。

二来因为没能完全掌控县委班子，钱文进在县政府那边隐隐形成制衡，文卫兵、安志军等常委也不怎么配合，所以人事调整的事一直没能推进。

而这次涉案的 64 人中，有不少人占据着关键岗位，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刑侦大队队长，大化镇党委书记，古桥镇党委书记、镇长，县教育局副局长，县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这些职位要么掌握着执法权，要么负责乡镇核心工作，都是县域治理的 “关键节点”。现在这些人落马，职位空缺，正好可以借机安排自己信任的人上去，逐步掌控这些关键部门和乡镇。

可想法归想法，现实却没那么容易。钟原很清楚，人事调整从来不是 “一厢情愿” 的事。按照组织程序，县管干部的任免需经县委常委会集体讨论，报市委组织部备案。他虽然是县委书记，但他现在还没完全掌控县委班子，钱文进、文卫兵、安志军这些人肯定会借机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让他 “随心所欲” 地安排。

比如钱文进，按党政分工原则，县政府的人事调整需要县长钱文进同意，尤其是涉及县政府组成部门的副职，比如县教育局副局长、县综合执法大队队长，他要是想把自己人安排到这些岗位，必须和钱文进妥协，不能 “独断专行”。

还有乡镇关键岗位，钱文进绝不会轻易放手，钟原想安排自己的人，就必须在其他岗位上让步。

这种 “人事妥协” 在官场中很常见，尤其是在班子不够团结的情况下，其实就是县委书记掌控不了常委会的情况下，县委书记想要推进人事调整，就必须在各方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钟原虽然是市委常委兼县委书记，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人事，否则只会激化班子矛盾，到时候常委会表决不通过，不仅人事调整推进不了，还会让他在班子里更没威信。

钟原揉了揉太阳穴，心里满是无奈，他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水，苦涩的味道从舌尖蔓延到心底，和他此刻的心情一模一样。

从接任县委书记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可他始终没能真正掌控晋宁的局面，这次的案件，虽然有了人事调整的机会，却还要看钱文进等其他常委的脸色。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办公室里的光线越来越暗。钟原放下搪瓷杯，靠在座椅上，看着桌上那份密密麻麻的涉案人员名单，心里满是疲惫。

接下来的人事调整，注定不会平静，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更不知道这场 “风波” 过后，晋宁县的官场格局，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阵风吹过，窗户发出轻微的响动，钟原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来，最后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