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的三原县,比西安少了几分都市的燥热,却多了层闷在骨子里的湿暑。午后的阳光把鲁桥村的土路晒得发白,董冬妈妈王秀兰攥着手机的手全是汗,声音抖得像风中的玉米叶:“李队长,冬冬真的不见了……昨天晚上出去买瓶冰峰,就没回来。”
三原县刑警队队长李建国挂了电话,指尖在桌案上敲了两下。他从警二十年,鲁桥村这种半靠农田半靠务工的村子,丢个年轻人不算常见——要么是跟朋友去县城玩忘了说,要么是闹脾气躲起来,但王秀兰说董冬是西安某大学的大二学生,暑假回来避暑,性子稳当,出门从不会不打招呼。
“叫上林墨和苏语,去鲁桥村。”李建国抓起警帽,对着对讲机喊了一句。
半小时后,法医车停在鲁桥村村口。林墨推开车门,白大褂下摆扫过沾着泥点的路沿石。他比李建国小五岁,眉眼清瘦,鼻梁上架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那双眼睛总带着点沉郁的平静——只有身边的助手苏语知道,这份平静底下藏着旁人没有的“本事”。
“墨哥,王秀兰说董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村西头的小卖部。”苏语递过笔记本,字迹工整,“小卖部老板说,昨晚九点多董冬买了冰峰,还问他见没见邻居张老头,说张老头下午找他借过充电宝,想要回去。”
“张老头?”李建国凑过来,“张保国?独居那个?”
村支书在旁边点头:“就是他,六十多了,无儿无女,平时在村头种点玉米,性格怪得很,不爱跟人说话,唯独跟董冬家走得近点——董冬小时候常去他家摸兔子。”
几人先去了小卖部,柜台后的冰柜还嗡嗡响着,老板指了指门口的路:“董冬往西边走的,张老头家就在西边第三家。”
往西走的路越走越偏,最后一段是土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被晒得打卷。张保国的院子矮矮的,土墙塌了个角,木门虚掩着,推开门时“吱呀”一声,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
“张保国?”李建国喊了一声,没人应。院子里堆着半垛玉米杆,墙角放着把生锈的砍柴刀,刀把上沾着点深色的东西,像是干涸的泥,又像别的。
苏语正要弯腰细看,林墨忽然按住了她的手腕。他的手指微凉,目光落在院子西侧的空地上——那里的土是新翻的,颜色比周围深,还撒了些玉米杆盖住,像是刻意掩饰。
“李队,这里的土有问题。”林墨蹲下身,指尖碰了碰新土,忽然皱了皱眉。他闭上眼睛两秒,再睁开时,眼底多了层旁人看不见的雾色——刚才那一瞬间,他听见了细碎的哭声,像个年轻男孩的声音,裹着土腥味,在耳边绕:“冷……埋得深……”
苏语知道他“看见”了什么,轻声问:“墨哥,是董冬吗?”
林墨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指了指新土:“挖开看看。”
李建国立刻叫人拿工兵铲来。三个民警轮流挖,挖了快半小时,铲尖忽然碰到了硬东西。苏语屏住呼吸,看着林墨戴着手套蹲下去,一点点拂开泥土——那是一块蓝色的布料,边缘有磨损,王秀兰一看就哭出声:“这是冬冬昨天穿的T恤!”
挖出来的东西让所有人的后背都冒了冷汗。不是完整的尸体,是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尸块,一共三袋,袋子上还沾着几根玉米须。林墨把塑料袋小心地放进证物箱,镜片后的目光沉了下来:“肢解手法很粗糙,用的应该是重型刀具,比如砍柴刀之类的。”
这时,村支书跑进来,喘着气说:“李队长,张保国找到了!在村北的老坟地,蹲在地上发呆呢!”
老坟地在鲁桥村最北边,隔着一片玉米地,里面埋的都是村里早年间的老人,石碑歪歪扭扭,杂草长得比人高。张保国就蹲在一块断了的石碑前,双手抱着头,听见脚步声也没回头。
李建国走过去,声音沉得像老坟地的土:“张保国,董冬是不是你杀的?”
张保国的肩膀抖了一下,抬起头时,脸上全是泥,眼睛红得吓人:“不是我……我没杀他……”
“没杀他?你家院子里新翻的土是什么?挖出来的尸块是什么?”李建国的声音提了起来,“小卖部老板看见董冬昨晚往你家走,你说!你把他怎么了?”
张保国不说话了,只是盯着地面,嘴唇哆嗦着。林墨站在旁边,又听见了那个男孩的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些:“他说我吵……我要充电宝,他不让我走……”
“墨哥,要不要先回队里尸检?”苏语拉了拉林墨的袖子,她知道林墨的“能力”不能当证据,必须靠实打实的尸检和物证。
林墨点头,转身时又看了张保国一眼——张保国的裤脚沾着新土,和他家院子里的土色一模一样,而且他的指甲缝里,藏着点暗红色的痕迹,像是没洗干净的血。
回到县局法医室,苏语帮林墨穿上防护服,递过解剖刀。证物袋里的尸块已经被小心展开,林墨先检查了尸块的切口:“切口不平整,有反复切割的痕迹,凶器应该是钝刃刀具,符合砍柴刀的特征。尸块的肌肉组织还处于僵硬期,死亡时间应该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