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之痕：德国车长的二战回忆录 第215章 非人的战争

雪停了，但天空没有放晴。那是一种病态的、泛黄的灰白色，低低地压在城市废墟之上，像一块裹尸布盖在将死之人的脸上。我们已经在这条被命名为“铁路工人街”的断壁残垣间战斗了四天，四天里推进了不到三百米。

“莱茵女儿”停在一座坍塌的水塔基座后面，发动机熄火以节省燃料。车内弥漫着一种新的气味——不只是汗味、机油味和金属味，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甜腻气息，像是腐烂的水果混合着化学药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人体脂肪在低温下缓慢分解的味道，从周围废墟中渗透进来，无孔不入。

“第十二个，”埃里希说，声音平静得可怕。他指的是今天上午击毙的敌方士兵数量。炮镜的十字线刚刚从一具倒在瓦砾堆上的尸体移开，那是个穿着棉袄的苏军士兵，看起来不超过十八岁。埃里希的高爆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出来，在雪地上冒着热气，然后迅速冻结。

我没有回应。我的眼睛盯着观察镜，扫描着街道另一端的纺织厂废墟。据侦察报告，那里至少藏着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和两挺重机枪。但我们无法确定具体位置，而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代价。

“威廉，”我说，“前方五十米，那辆电车残骸后面，能提供足够掩护吗？”

威廉的声音从驾驶位传来，带着四天不眠不休的沙哑：“可以，但电车左侧地面有塌陷迹象，可能是下水道。我需要从右侧绕。”

“那就右侧。施耐德，通知连队，我们将在两分钟后移动至电车位置。”

“收到，车长。”

通讯频道里传来确认声，但声音都同样疲惫。我们连剩下的三辆坦克——我们，一辆四号，一辆三号突击炮——已经连续战斗了四天，没有轮换，因为根本没有预备队可以替换我们。

发动机重新轰鸣，“莱茵女儿”缓缓驶出掩体。就在我们暴露在开阔地带的瞬间，纺织厂方向传来那熟悉的、尖锐的炮声。

“反坦克炮！”埃里希几乎在同一秒喊道，“三点钟方向，二楼窗户！”

“急转！”

威廉猛打方向盘，坦克剧烈转向。炮弹擦着车体右侧飞过，击中身后的一堵断墙，砖石四溅。

“开火！”

埃里希早已瞄准，炮口火光闪现。75毫米高爆弹击中纺织厂二楼，但不是在反坦克炮所在的那个窗口，而是偏左三米。墙体坍塌，但炮声很快再次响起——他们转移了位置，或者有不止一门炮。

“继续前进！”我吼道，“不要停下来！”

我们终于冲到电车残骸后面。这里勉强能提供一点掩护，但视野受限。我打开舱盖，探出半个身子，用望远镜观察。

然后我看到了。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连续四天缺乏睡眠会导致幻觉，这在斯大林格勒很常见。你会看到移动的阴影，听到不存在的呼喊，甚至闻到早已不存在的食物的香气。

但这不是幻觉。

从纺织厂的废墟中，从地下室的豁口，从燃烧的建筑物的阴影里，他们涌了出来。不是有组织的步兵冲锋，不是战术队形，而是一群...生物。衣衫褴褛，有些人甚至没有穿鞋，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赤脚踩在雪地上。他们没有喊“乌拉”，没有战斗呐喊，只有沉默，可怕的沉默。

而他们手中拿着的东西...

“天啊，”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那是什么东西？他们是鬼吗！”

一些人抱着捆扎在一起的炸药包，导火索冒着烟。另一些人拿着燃烧瓶——不是普通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而是更大的瓶子，里面晃动着浑浊的液体。还有少数人拿着手榴弹，用布条绑在一起，做成简易的集束手榴弹。

他们奔跑的姿态也不对劲。不是士兵的冲锋，而是踉跄的、几乎跌跌撞撞的前进，仿佛腿脚不听使唤，但目标明确：我们的坦克。

“机枪！全机枪开火！”我对着通讯器嘶吼。

施耐德的前机枪和我的车顶机枪同时开火，子弹扫向人群。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倒下了，但后面的人踩过他们的尸体继续前进。子弹击中身体的声音被风声和发动机声掩盖，但你能看到他们倒下时的抽搐，看到雪地上的红色花朵迅速绽放。

“他们不怕死...”约阿希姆的声音从装填手位置传来，充满恐惧，“他们...他们在笑！”

他说得对。透过观察镜，我看到了几张脸——冻得发青，瘦骨嶙峋，但嘴角确实扭曲着某种类似笑容的表情。那不是在笑，不是喜悦，而是...解脱？疯狂？我无法分辨。

威廉的声音突然响起，低沉、恐惧，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从未听过的恐惧：

“哦，我的上帝，那是惩戒营！”

惩戒营。这个词像一块冰滑进我的脊椎。

我们听说过这些部队。根据斯大林227号命令组建的惩罚单位，成员包括逃兵、懦夫、政治犯、违反军纪者。他们的任务：用生命为代价执行自杀式攻击，以“用鲜血洗刷对祖国的耻辱”。如果他们在战斗中幸存，刑期可能减免；如果后退，会被自己人的督战队射杀。

但听说是一回事，亲眼见到是另一回事。

第一个冲近的惩戒营士兵离我们不到二十米了。他是个大胡子男人，穿着破旧的棉袄，左臂用脏兮兮的绷带吊着，右手抱着炸药包。他的眼睛直视着我——是的，他看到了炮塔上方的我，我们的目光在寒冷空气中相遇了一瞬。

那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没有疯狂，只是...空洞。就像他已经死了，只是身体还没收到通知。

“埃里希！高爆弹！最近距离！”

炮塔旋转，炮口几乎水平。一声巨响，炮弹在十米外爆炸。那个大胡子男人消失了，被爆炸撕成碎片。但炸药包被引爆了，二次爆炸的冲击波让“莱茵女儿”剧烈摇晃。

更多人在冲来。一个少年——看起来不超过十六岁——举着燃烧瓶，瓶口的布条已经点燃。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他踉跄倒地，但挣扎着向前爬，手里仍然紧紧抓着燃烧瓶。

“左边！左边！”威廉吼道。

我从左侧观察镜看到，另一群惩戒营士兵从我们侧面绕过来，那里是视野盲区。三号突击炮在我们左翼，它的机枪正在扫射，但人太多了，像潮水一样。

燃烧瓶击中了那辆四号坦克。瓶子在车体上碎裂，火焰迅速蔓延，虽然不是立即致命，但烟雾和火焰会遮蔽视线，制造恐慌。更可怕的是，如果火焰蔓延到发动机舱或弹药架...

“约阿希姆，准备灭火器！埃里希，继续射击！威廉，倒车，我们不能被包围！”

“履带！注意不要压到炸药！”

这是新的恐惧。那些倒下的惩戒营士兵，有些还没死，他们会在坦克经过时拉响怀里的炸药。我们见过这种事：昨天第二连的一辆三号坦克就这样被炸断了履带，然后被燃烧瓶淹没。

“莱茵女儿”急速倒车，履带碾过废墟。一声闷响——我们压到了什么。不是地雷，不是炸药，是人体。我能感觉到履带碾过的颠簸，那种令人作呕的、骨头和血肉被压碎的感觉透过车体传来。

“继续！不要停！”我吼道，但胃部在翻腾。

更多的惩戒营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不再只是从纺织厂方向，而是从我们以为已经清理过的建筑废墟里，从下水道口，从弹坑里。他们像地底钻出的亡灵，沉默而坚决。

三号突击炮被包围了。我看到至少三个惩戒营士兵爬上了它的车体，一个试图把炸药塞进观察窗缝隙，另一个用燃烧瓶砸炮塔后部。突击炮的机枪在近距离扫射，但那些士兵仿佛感觉不到子弹，直到倒下。

“去支援！”我命令。

“车长，我们也会被包围！”施耐德的声音几乎在尖叫。

“执行命令！”

“莱茵女儿”转向，冲向突击炮的位置。埃里希用高爆弹轰击突击炮周围的区域，爆炸暂时清出了一片空间。我们靠近时，我看到突击炮的舱盖打开了——车组成员试图用冲锋枪射击爬上坦克的敌人。

一个惩戒营士兵拉响了炸药。不是很大，但足够杀死车旁的所有人。烟雾散去后，突击炮的舱盖旁只剩下一片狼藉，车内的射击也停止了。

“他们完了。”威廉说，声音里有一种认命的平静。

我们还在射击，机枪枪管过热，冒着烟。弹药在迅速消耗。惩戒营士兵的数量似乎无穷无尽，而我们的步兵呢？周围的德军步兵在哪里？

我透过观察镜寻找，终于看到了。他们被压制在废墟后面，被惩戒营的自杀冲锋分割开了。步兵的轻武器对这些疯狂的人效果有限——除非爆头或击中中枢神经，否则他们即使中弹也会继续前进，爬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撤退，”我对着无线电说，声音自己都感到陌生，“全单位，撤退至第二防线。”

没有争论，没有质疑。通讯频道里只有简短的确认识别声，同样充满解脱和恐惧。

“莱茵女儿”在废墟间穿行，碾过瓦砾、尸体和冻结的血泊。埃里希不时向追来的惩戒营士兵发射炮弹，但每一次爆炸后，都有更多人出现。

当我们终于退到相对安全的第二防线——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仓库建筑后面时，我让威廉停车，关掉发动机。

车内一片死寂。

只有喘息声，粗重、颤抖的喘息。还有另一种声音——约阿希姆在低声啜泣。这个坚强的巴伐利亚小伙子，经历过法国战役、东线初期的胜利和斯大林格勒的消耗战，现在哭了。不是大哭，只是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

没有人责备他。施耐德的手在颤抖，装填下一发炮弹时差点掉在地上。埃里希盯着炮镜，但我知道他什么都没在看，眼神空洞。威廉双手紧握方向盘，指关节发白。

而我，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离了身体，漂浮在坦克上方，看着下面这五个被战争摧毁的人。

惩戒营。用人类做炸弹。用生命做消耗品。

这不是战争，我模糊地想。战争有战术，有策略，有进退，有胜负。这...这是工业化的屠杀，只不过被屠杀的一方同时也是屠杀的工具。

“他们...”约阿希姆终于能说话了，声音破碎，“他们也是人，对吗？和我们一样的人？”

没有人回答。

因为答案是肯定的，而这正是最可怕的部分。那些不是怪物，不是野兽，是人。被命令、被威胁、被绝望驱使的人。而我们也只是人，被命令、被威胁、被绝望驱使的人。在这座城市的废墟里，人类正在系统性地消灭人类，用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方式。

“弹药消耗报告，”施耐德最终说，试图恢复某种正常，但声音不稳，“高爆弹剩余四发，穿甲弹六发，机枪子弹约五百发。”

“燃料？”我问，声音干涩。

“三分之一。最多还能支撑半天战斗。”

半天。然后在斯大林格勒，半天可以是一生。

我打开舱盖，寒冷的空气涌进来，冲淡了车内甜腻的死亡气息。外面，雪又开始下了。小片的雪花，稀疏地飘落，像是天空在犹豫是否要继续掩盖这地狱般的景象。

远处，惩戒营的冲锋似乎停止了，或者他们转移了目标。枪炮声还在继续，但不再是那种密集的、疯狂的自杀式攻击。也许他们死光了，我想。也许一个营的人就这么在半小时内化为雪地上的尸体和碎片。

仓库后面，德军步兵正在重新集结。我看到了梅耶下士，他的脸上又多了一道新伤，眼神呆滞。他朝我点点头，没有笑容，没有说话。没什么可说的。

我爬回车内，拉上舱盖。相对昏暗的光线中，车组成员的脸看起来像鬼魂。

“休息一小时，”我说，“检查武器，补充弹药如果可能，尽量吃点东西。然后我们可能会接到新命令。”

他们机械地服从。约阿希姆爬出去取配给的罐头。施耐德检查无线电。埃里希清洁炮管。威廉检查发动机。

我坐在车长位置上，闭上眼睛，但眼皮后面仍然是那些景象：空洞的眼睛，燃烧的瓶子，炸成碎片的人体，履带下血肉模糊的触感。

惩戒营。

这个词语会在我的余生中回荡，我知道。就像奥托·舒尔茨在波兰倒下时的表情，就像保罗·霍夫曼在北非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就像“罗蕾莱”在苏联游击队袭击中燃烧的火焰。

战争在改变，变得不再是人能理解的战争。而我们，困在这辆名为“莱茵女儿”的钢铁棺材里，正被这种改变慢慢碾碎——不仅仅是身体，更是灵魂中那些还相信战争有规则、有荣誉、有底线的部分。

雪轻轻落在坦克装甲上，像是试图安抚这头受伤的钢铁野兽。但在斯大林格勒，连雪都是谎言。它覆盖一切，净化一切，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惩戒营。后天也是。直到我们倒下，或者他们不再有人可以送来。

在这座非人的城市里，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非人的战争。而最可怕的可能是，当我们最终习惯这种非人时，我们自己也将不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