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张振华承认,“但也解释了我的盲点。我以为自己在帮助人,其实可能是在重复历史。我以为技术进步了,伦理就会自动进步。我错了。”
陈默思考着这个跨代的循环:实验影响了一代人,那代人的孩子试图理解甚至“修复”这种影响,却无意中重复了类似的实验,影响新的一代人。
“我们需要打破这个循环。”他说。
“我同意。”张振华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手稿,“这是我假释期间写的,关于神经技术伦理的历史反思。我分析了从‘镜源’到‘镜像计划’到最近案例的模式,提出了预防类似问题再发生的建议。”
陈默翻阅手稿,内容深刻而全面,涵盖了科学、伦理、法律、社会多个维度。
“您愿意在‘历史-技术-伦理研究项目’中分享这些见解吗?”林薇问。
“这正是我希望的。”张振华说,“不仅是分享,更是参与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塑造未来。”
离开公寓时,夕阳西下,将天空染成温暖的橙红色。陈默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对历史错误的遗憾,对当前挑战的认识,对未来可能性的谨慎希望。
“每个时代都有其盲点。”林薇轻声说,“四十年前的科学家可能认为自己在推进知识,没有充分意识到伦理风险。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可能也在创造未来会后悔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反思、对话和调整。”陈默回答,“不是阻止进步,而是引导进步;不是回避技术,而是负责任地使用技术。”
回到调查中心,团队汇总了新的发现。历史脉络的清晰化为理解当前问题提供了深层背景,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不造成进一步伤害的情况下,处理这些历史信息?如何帮助那些可能受到跨代影响的家庭?
“我们需要一个尊重**和尊严的方法。”陈默在团队会议上决定,“不公开点名历史实验的具体参与者,除非他们自己选择公开。专注于从历史中学习原则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
“对于那些可能受跨代影响的家庭呢?”方雪问。
“建立支持渠道,但以尊重和自愿为前提。”林薇建议,“提供遗传咨询和心理支持,但绝不强制或暗示他们‘有问题’。关键在于赋予人们理解和自主,而非标签或污名。”
计划逐渐形成:历史研究项目将侧重于模式识别和原则提炼,而非个人细节;支持系统将基于需要和自愿,强调赋权而非病理化;教育项目将提高公众对神经技术历史和伦理的认识。
一个月后,陈默受邀在大学做讲座,题目是“镜像四十年:从秘密实验到神经权利的历程”。礼堂座无虚席,听众包括学生、学者、科技从业者、政策制定者,甚至一些案件的相关者。
“四十年前,一小群科学家进行了一项探索身份本质的实验。”陈默开始讲述,“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被科学好奇心驱动,但没有充分意识到实验对人的影响。这个实验影响了参与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后代。”
他简要介绍了“镜源”实验及其后续影响,隐去了具体姓名和识别细节,聚焦于科学伦理问题。
“四十年后的今天,技术让类似实验变得更容易、更精细、更隐蔽。”陈默继续说,“我们可以记录更详细的神经数据,进行更精确的脑刺激,创造更逼真的模拟。但核心伦理问题依然相同:当我们干预他人的核心体验时,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讲座展示了“镜像系列案件”的演变,从身份模仿到记忆篡改,从时间感知改变到感官融合,从个体影响到群体现象。
“但这个故事不全是负面的。”陈默转向积极面,“通过这些挑战,我们学会了重要的教训:建立了神经权利法律框架;形成了跨领域合作网络;发展了患者支持系统;增强了公众意识和对话。”
他最后总结:“技术不会停止,人性不会停止,两者之间的对话也不会停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带着历史的智慧,面对当前的挑战,创造负责任的未来。每个人——科学家、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使用者——都有责任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尊严,而不是相反。”
讲座结束后,一位年轻学生提问:“陈警官,面对如此复杂的技术伦理问题,个人能做什么?”
陈默思考后回答:“首先,保持批判性思维,不盲目接受技术宣传。其次,关注自己的数字和神经**,了解自己使用的技术可能的影响。第三,参与公共讨论,让多元声音被听到。第四,如果受到技术伤害,寻求帮助和支持——你并不孤单。”
另一位听众是科技公司的年轻工程师:“在工作中,我们常常面临商业压力和技术野心的拉扯,如何保持伦理底线?”
“建立内部伦理审查机制。”林薇接过问题,“与其他公司、学术界、监管机构、公众代表对话。记住,你们的产品最终会影响真实的人,有真实的生活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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