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平衡的本质:不是静止的点,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持续的探索。
陈默放下镜子,看向窗外。城市灯火闪烁,像无数个光点,每个光点都是一个生命,一个选择,一个可能。
圆中有圆,光中有光。
只要还有光,就有希望;只要还有追问,就有进步。
电话响起,新的案件,新的挑战。
陈默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
圆未闭合,探索继续。
而他们的使命,就是在每一个圆中,寻找那个中心的点:那个代表反思、责任和希望的点。
即使永远无法到达完美的圆,但每一次尝试,都让圆更完整,让光更明亮。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意义。
在圆中找到点,在黑暗中找到光。
永远如此。
铜镜在陈默办公桌上反射着午后的阳光。三个月过去了,“守护者小组”的工作逐渐深入社会心理操纵的复杂网络,但直接的案件却奇迹般地沉寂下来。没有新的心理攻击,没有新的“纠正者”出现,甚至连网络上的极端言论都像是被一阵风扫过,消散得无影无踪。
太过安静了,陈默心想。暴风雨前的宁静往往最为致命。
今天是他和林薇去“社会和谐基金会”南江分部做例行走访的日子。基金会以支持社区心理服务为由,在三个月前主动联系警方,表示愿意“增进理解与协作”。姿态友好得可疑。
“准备好了吗?”林薇敲门进来,一身利落的便装。
陈默点头,将铜镜小心地放进抽屉。这面镜子已经成为他反思的象征,每次重大决策前,他都会看看镜中的自己。
基金会的南江分部设在一栋现代化的玻璃幕墙大楼里,占据整个顶层。前台接待小姐笑容专业得像是量产的,引导他们进入一间能够俯瞰半个南江市的会议室。
“陈警官,林警官,欢迎。”一个五十岁左右、戴着无框眼镜的男人起身迎接,握手有力但不压迫,“我是周启明,基金会本地项目总监。”
寒暄落座,周启明开门见山:“感谢你们的时间。我们基金会一直致力于社会心理健康和社区和谐,非常理解警方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我们希望能找到合作点,消除之前的...误解。”
“关于‘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调查,我们已经暂停了。”陈默谨慎地说,“前提是相关活动也真的停止了。”
“当然。”周启明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难以捉摸,“那只是一个研究分支,我们已全面审查并终止了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项目。科学研究的边界有时确实模糊,我们感谢警方的监督。”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周启明展示了基金会各种“阳光”项目:社区心理咨询站、压力管理讲座、青少年心理韧性培训...数据详实,照片温馨,一切看起来无懈可击。
但陈默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项目的参与者,在“前后心理评估”对比中,都显示出“社会责任感适度下降”而“个人幸福感提升”的趋势。报告中的术语很专业,但这个模式隐约让陈默不安——仿佛这些项目在微妙地引导人们关注个人小确幸,而淡化对公共事务的责任。
“你们如何衡量‘社会责任感’?”陈默问。
周启明微笑:“一个复杂的构念。我们主要测量人们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对不公现象的关注程度、以及采取行动的倾向性。数据显示,我们的项目帮助人们找到了个人幸福与社会参与的更好平衡——过度关注外部问题有时会导致焦虑和激进,适度的抽离对心理健康有益。”
听起来合理,但“过度”和“激进”的定义由谁决定?
林薇插话:“周总监,我们注意到,参加过你们项目的人,后来很少有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或社区行动的。这是设计目标吗?”
“我们的目标是整体福祉。”周启明滴水不漏,“如果一个人感到更平和、更幸福,对社会难道不是好事吗?躁动不安的公民并不利于和谐。”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周启明送他们到电梯口,最后说:“陈警官,社会就像一面镜子,太过刺眼的光会让人睁不开眼,太暗又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都在寻找恰当的亮度。”
回程车上,林薇先开口:“你怎么看?”
“太完美了,完美得不真实。”陈默望着车窗外流逝的城市街景,“所有数据都指向‘和谐’,没有任何负面效果。真正的社会干预不可能这样完美。”
“他们在用数据和科学包装一种意识形态:个人幸福高于公共责任,适应高于改变。”
“而且他们做得很聪明,在法律和道德的模糊地带操作。”陈默说,“我们很难指控‘让人感到更幸福’是一种犯罪。”
这时,陈默的手机震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来自已经沉寂数月的影子:“小心光的折射。最明亮的光源,可能制造最深的阴影。镜子不只是用来照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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