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是一名法官 第58章 褪色奖状与未凉的热血

第五十八章：褪色奖状与未凉的热血

赵桐权走进审判庭时，目光先落在了原告席上那排褪色的奖状上。七张奖状用红绳捆着，边角卷得厉害，最上面那张的金字已经斑驳，却能看清“优秀教师”四个字。奖状前坐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边缘锈得掉渣，里面是一沓沓皱巴巴的借条。

“原告，陈述你的诉求。”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民办教师欠薪案”几个字——这是他重生后特意关注的案子，前世直到老太太病逝，这笔欠薪也没追回来，那些借条最终成了随葬品。

老太太颤巍巍地站起来，声音带着气音：“法官同志，我要告镇政府。这是1985到1992年，我在村小当民办教师的工资条，每个月35块，可他们只发了10块，说剩下的‘先欠着，等财政宽裕了就补’。”她从饼干盒里掏出一沓泛黄的纸条，上面盖着镇教育组的公章，“这是他们写的欠条，一张一张攒了七年，总共欠了1764块。我找了镇里三十多年，换了五任镇长，都说‘研究研究’，可到现在一分没给。”

被告席上的镇政府代表是个年轻干事，穿着熨帖的制服，脸上带着不耐：“法官，这都多少年的事了？财政账上根本查不到记录，再说当年的政策早就变了，民办教师都转公办了，哪还能按老标准补工资？”

“查不到记录？”赵桐权抬眼，目光锐利如刀，“我这里有份证据。”他示意书记员调出一份档案，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他凭着记忆，让法警从县档案馆的废弃档案柜里翻出的1993年《乡镇财政遗留问题清单》，第17页清清楚楚记着“欠民办教师李某工资1764元”，下面有当时教育组组长的签名和镇政府的红章。

年轻干事的脸白了一瞬：“这……这是以前的旧账，现在镇里财政紧张，总不能让我们拿现在的钱填几十年前的窟窿吧？”

“财政紧张不是赖账的理由。”赵桐权的声音平稳却有分量，“1995年《教师法》颁布时就明确规定，民办教师应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欠薪必须补发。你们镇政府2018年卖了块地皮，收入三个亿，怎么到补欠薪就‘紧张’了？”他调出镇政府近年的财政报告，指着其中“招待费支出120万”一项，“你们能用公款吃喝，就不能给一位教了七年书的老师补工资？”

老太太突然哭了，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是本教案本，纸页都脆了，上面用红笔写着学生的名字，谁没来上课，谁感冒了，谁的作业写得好，密密麻麻。“我教过的娃，有的当医生，有的当老师，还有的去当兵了……他们都来看我，说‘李老师，当年多亏你逼着我们读书’。我不是图这钱，我就是想让他们认个账——我那些年早出晚归，带着娃们趟河上学，冬天冻裂了脚，夏天中暑晕在田埂上，不是瞎忙的，对不对？”

赵桐权看着教案本上“张小三，今日没来，娘说家里穷，要他去放牛，明日我去劝劝”的字迹，想起前世老太太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怪他们，就是觉得，那些日子像被狗吃了，连个响都没留下。”

“被告，”赵桐权敲了敲法槌，“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持续主张权利，时效中断。原告三十年来每年都去镇政府信访，有记录为证，时效未过。”他顿了顿，声音沉了几分，“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简单的欠薪，是欠一位老师的尊严，欠一群孩子的记忆——当年她用这35块工资给学生买课本，自己啃红薯；现在你们用三个亿的地皮款办招待，却让她攥着欠条等了三十年。”

他看向年轻干事：“1764块，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算，连本带息是5826块。这点钱，不够你们一顿饭钱，却能让一位老师闭眼时踏实。现在，你们给还是不给？”

年轻干事额头冒汗，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得请示领导……”

“不用请示了。”赵桐权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是预裁定，十日内不支付，就从你们的招待费里扣。”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庭内，“别忘了，老师教我们‘言而有信’，你们是政府部门，更该当榜样。”

庭审结束后，老太太颤巍巍地打开饼干盒，把欠条一张一张拿出来，用打火机点燃。火苗舔舐着纸页，她笑着说：“烧了好，烧了干净。你看这火，亮堂堂的，像当年教室里的煤油灯，照着娃们念书，也照着我走夜路回家……”

赵桐权看着火苗里卷曲的纸灰，突然想起前世老太太的葬礼上，那些她教过的学生都来了，每人手里拿着支蜡烛，排了两里地，像条光的河。他弯腰从地上捡起块没烧完的纸角，上面“欠”字的最后一笔还没燃尽，像个省略号——或许，有些亏欠可以弥补，有些记忆，终究会被好好珍藏，就像那些学生记得煤油灯的光，记得李老师冻裂的脚，也记得，迟到三十年的那句“对不起”。

走出法院时，老太太非要把饼干盒塞给他，说里面的借条烧了，盒子空着也是空着。赵桐权接过盒子，触到盒底的凹凸——是老太太用指甲刻的字，歪歪扭扭的“谢”。他突然觉得，这铁皮盒比任何奖杯都沉，因为里面装着的，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等回来的公道，和那些没被岁月吹散的，热乎乎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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