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必知的国学典故 急不相弃：危难中的信义坚守

一、典故出处

“急不相弃”这一典故出自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德行》。《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载汉末至魏晋时期名士言行与逸事的笔记小说，其“德行”篇专门收录彰显士人品德修养的故事，“急不相弃”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则，通过华歆与王朗在危难中的不同表现，展现了古人对“信义”二字的深刻诠释。

二、典故含义

“急不相弃”字面意为“在危急时刻不抛弃对方”。它并非简单的“不抛弃”，更蕴含着对承诺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以及在困境中对人性底线的守护。这一典故强调：真正的善意不应停留在顺境时的慷慨许诺，而应体现在危难降临、自身难保之际，依然能恪守初心、践行承诺的坚守。它揭示了“轻诺寡信易，危难守诺难”的人性现实，更凸显了危难时刻“不弃”背后的信义重量。

三、故事背景：汉末乱世中的生存图景

要理解“急不相弃”的深意，需先将目光投向它发生的时代——东汉末年。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礼崩乐坏的乱世，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混战，曾经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战场。董卓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连绵的战火吞噬了无数生民，百姓流离失所，士人名流亦难独善其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避难”成了时人的常态。有钱有势者或举家迁徙，或结伴南下，试图在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寻求生机；普通百姓则只能背井离乡，在逃亡路上苦苦挣扎。而华歆与王朗，正是这场乱世中的两位名士，他们的故事便发生在一次颠沛流离的避难途中。

华歆（157年－232年），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高唐）人，是汉末至曹魏时期的重臣与名士。他自幼研习儒家经典，以品行端正、处事稳重着称，年轻时便因“清纯德素”闻名乡里，被推举为孝廉，后历任郎中、尚书郎等职。在乱世中，他始终坚守儒家“仁”“义”之道，其德行在当时备受推崇。

王朗（？－228年），字景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同样是汉末名士，后仕曹魏官至司徒。他以博学多才着称，精通经史，着述颇丰，也是当时士林公认的贤达。与华歆相比，王朗性格中多了几分外放与慷慨，这也为故事中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四、故事详述：江舟之上的信义抉择

东汉末年的一个秋日，萧瑟的风卷着落叶掠过中原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战火与离别的气息。华歆与王朗两位名士因家乡遭乱，正结伴乘船南下避难。他们乘坐的是一艘中等大小的乌篷船，船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者，船桨划开浑浊的江面，留下一道道涟漪，载着众人驶向未知的远方。

同行的除了华歆、王朗及其家人，还有几位同乡，大家都面色凝重，不时回望北岸，那里有他们割舍不下的家园，却也暗藏着致命的危险。连日来的奔波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船舱内只有孩童偶尔的啜泣声和成年人压抑的叹息声。

船行至中途，江面渐宽，两岸的村落越来越稀疏。就在这时，岸边传来急促的呼喊声：“船家！请等等！带上我吧！”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正沿着河岸狂奔，他脚穿草鞋，裤腿沾满泥浆，肩上挎着一个破旧的包袱，脸上满是惊慌与哀求。他身后不远处，隐约可见几缕黑烟，显然是家乡刚遭兵祸，正仓皇逃命。

男子跑到船边，双手紧紧抓住船舷，气喘吁吁地哀求道：“各位先生，求求你们收留我吧！后面有贼寇追来，再不走我就没命了！我只求能上船，给我一个角落就行，绝不麻烦各位！”

突如其来的请求让船舱内瞬间安静下来，众人面面相觑。带不带他走？这成了摆在华歆与王朗面前的难题。在那个乱世，船只的载重有限，物资也十分匮乏，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消耗，更重要的是，战乱之中人心难测，谁也不知道这个陌生男子会不会带来额外的危险。

华歆率先皱起了眉头，他看着男子焦急的神情，又望了望远处隐约可见的烟尘，沉吟片刻后说道：“此事需谨慎。我们的船本就不大，物资也不充裕，若再添一人，行船会更费力，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恐难周全。而且此人来历不明，贸然收留恐有隐患。”他的语气沉稳，带着一丝忧虑，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朗却在一旁看着男子绝望的眼神，心中泛起恻隐之情。他性格本就慷慨，见此情景便忍不住开口道：“子鱼兄不必多虑。你看这船尚有空位，物资虽紧，但多一人尚可支撑。他既是逃难之人，我们怎能见死不救？若此时弃之不顾，岂不是有违君子之道？”他说得恳切，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善意，周围几位同乡也纷纷点头附和，觉得王朗所言有理。

华歆闻言，仍有些犹豫，但见王朗态度坚决，且众人多赞同，便不再坚持，只是叮嘱道：“既如此，便让他上船吧。但需问清他的来历，且告知他途中需听从安排，不可擅自行动。”

那男子听闻可以上船，顿时喜极而泣，连连磕头道谢：“多谢二位先生！多谢各位恩人！我是附近村落的农户，姓刘，家乡刚被贼寇洗劫，家人都失散了，只求能活命，定不会给各位添麻烦！”船夫将他拉上船，他上船后便自觉地缩在船舱角落，抱着包袱，眼神中满是感激与不安。

船继续前行，有了新的同伴，船舱内的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王朗不时与刘姓男子交谈，询问他家乡的情况，还分给他一些干粮和水，刘姓男子更是感激涕零，连声道谢。华歆则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一边观察江面的情况，一边留意着岸边的动静，偶尔与船夫交流行船路线，神色依旧凝重。

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两日后的傍晚，夕阳将江面染成一片血色，船夫突然神色慌张地喊道：“不好了！后面有船追上来了，看旗号像是贼寇！”众人闻言大惊，纷纷涌到船尾望去，只见两艘快船正顺着水流疾驰而来，船头插着黑色的旗帜，上面画着狰狞的骷髅图案，船上传来粗野的呼喊声，显然是劫掠的贼寇。

船舱内顿时陷入混乱，妇孺尖叫起来，男人们则慌乱地寻找可以防身的东西。王朗脸色煞白，他快步走到船头，看着越来越近的贼船，急得满头大汗。他转头对华歆说：“子鱼兄，贼船太快，我们怕是甩不掉了！船上人太多，船行迟缓，若被追上，大家都难活命！不如……不如把那个姓刘的推下去吧，这样船能快些，我们或许还有机会逃脱！”

这话一出，船舱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王朗和角落里的刘姓男子身上。刘姓男子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如纸，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华歆和王朗连连磕头：“先生救命！先生救命啊！我不想死，求求你们别抛弃我！”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绝望。

王朗看着他，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忍，但很快被求生的**压过，他急促地对华歆说：“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当初是我一时心软让他上船，没想到会惹来麻烦，现在弃他一人，能保大家平安，这也是无奈之举！”

就在这时，华歆上前一步，拦住了想要动手的船夫，他的目光沉静而坚定，看着王朗缓缓说道：“景兴兄，此言差矣。当初我们决定收留他时，就应当想到可能面临的风险。你当初说‘船尚有空位，多一人尚可支撑’，是你主动提议收留他，他才放下戒备上了船。如今危难来临，却要将他抛弃，这岂是君子所为？”

王朗急道：“可现在是生死关头！难道要让我们所有人陪他一起死吗？”

华歆摇了摇头，语气恳切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凡出言，信为先。我们既然答应了收留他，与他同乘一船，便是许下了‘同舟共济’的承诺。在他最危难时我们接纳了他，如今危难降临，却要将他推出去送死，这不仅是背弃承诺，更是泯灭良心。再说，当初接纳他时，你未曾深思风险，轻易许诺；如今遇到危险，又想轻易弃诺，这比不收留他更不可取。”

他顿了顿，看向瑟瑟发抖的刘姓男子，又转向众人：“危难之时，更见人心。若我们今日为了自保而抛弃同伴，即便侥幸逃脱，良心也会终生不安。更何况，贼寇虽凶，但我们齐心协力未必不能应对，怎能未战先怯，还要牺牲无辜之人？”

华歆的话如同一股清流，浇灭了众人心中的慌乱。王朗被他说得面红耳赤，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发现无话可说，当初轻易许诺的慷慨与如今急着弃诺的自私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羞愧难当。

“子鱼兄说得对，”一位同乡站出来说道，“我们不能做这种背信弃义之事！大不了与贼寇拼了！”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原本慌乱的众人重新凝聚起力量，男人们拿起船桨、扁担等武器，妇孺则帮忙整理物资，堵塞船舱缝隙，准备迎敌。

华歆见状，点了点头，他对船夫说：“老伯，将船转向芦苇荡，那里水浅，贼船不易进入，我们或许能凭借地形脱身。”船夫点头应是，奋力调整船舵，乌篷船缓缓驶向岸边的芦苇荡。

贼船越来越近，箭矢开始嗖嗖地射来，落在船板上、桅杆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华歆指挥众人用木板遮挡箭矢，王朗也放下了弃人的念头，拿起一根长篙，站在船头准备迎战。刘姓男子见状，也鼓起勇气，拿起一根短棍，虽然双手仍在发抖，却紧紧地跟在华歆身后。

船缓缓驶入芦苇荡，茂密的芦苇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遮挡了贼寇的视线。贼船因吃水深，不敢深入芦苇荡，只能在外面盘旋怒骂，射了几箭后，见捞不到好处，又怕夜色降临后遭遇埋伏，便悻悻离去了。

直到贼船的影子消失在暮色中，船上的众人才长舒一口气，瘫坐在船上，浑身都被冷汗湿透。刘姓男子再次跪在华歆面前，泣不成声：“多谢华先生救命之恩！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若不是您坚持，我今日必死无疑！”

王朗走到华歆身边，脸上满是羞愧，他拱手道：“子鱼兄，今日是我错了。你说得对，许诺易，守诺难，危难之时，才知信义之重。我当初轻易许诺，危难时又想弃诺，实在惭愧。”

华歆拍了拍他的肩膀，温和地说：“景兴兄不必自责，人在危难时难免慌乱。只是往后许诺，需深思熟虑；一旦许诺，便要坚守到底，这才是‘信’的真谛。”

王朗连连点头，心中对不住华歆的敬佩又深了一层。夕阳的余晖透过芦苇缝隙洒在船上，照亮了众人疲惫却安心的脸庞，也照亮了江舟之上那一份在危难中未曾动摇的信义之光。

五、后世回响：典故的流传与评价

“急不相弃”的故事随着《世说新语》的流传，成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典故，千百年来被文人墨客、史学家反复提及，成为衡量德行的经典范例。

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便引用了这则故事，用以佐证华歆“清纯德素”的品行。他评价道：“华歆在危难中坚守信义，不以生死改其志，此真君子之德也。”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讲授“仁义礼智信”时，也常以“急不相弃”为例，强调“信者，立身之本，危难不改其信，方为真信”。

在民间，这则故事更是被改编成戏曲、评书等形式广为流传。元代的杂剧《华歆救难》便以“急不相弃”为核心情节，通过舞台演绎，将华歆的信义与王朗的前后对比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普通百姓在潜移默化中理解了“承诺易许，坚守最难”的道理。

明清时期的家训、蒙学读物中，“急不相弃”也是必录的典故。《朱子家训》中“轻诺者寡信，重诺者多义”的训诫，便与“急不相弃”的精神一脉相承；《幼学琼林》中更是直接写道：“华歆急不相弃，见信义之重；王朗始诺终弃，显轻率之过。”可见这则典故在塑造民族道德观念中的深远影响。

近代以来，学者们从伦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这则典故进行解读，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然诺”“贵坚守”的价值取向。在战乱频繁的古代社会，个体的生存高度依赖群体协作，而“信义”正是维系群体协作的纽带，“急不相弃”所倡导的“危难不改诺”，本质上是对群体生存秩序的守护，也是对人性底线的坚守。

六、典故启示：危难见真章，信义重千金

“急不相弃”的故事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其一，“轻诺寡信，重诺多义”。王朗最初轻易许诺收留刘姓男子，是出于一时的慷慨，却未深思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当危难来临时，他便想弃诺自保，这正是“轻诺者寡信”的体现。反观华歆，虽起初有顾虑，但一旦同意收留，便在危难中坚守承诺，这才是“重诺”的表现。这告诉我们：许诺前需深思熟虑，不可因一时意气轻易答应；一旦许诺，便要承担责任，即便面临生死考验，也不能轻易背弃。

其二，“危难见人品，细节显德行”。顺境中的善意或许不难，难的是在危难中的坚守。王朗在安全时可以表现得慷慨大方，但在生死关头却暴露了自私的本性；而华歆在危难中始终保持冷静与坚守，用行动诠释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真谛。这提醒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品行，不能只看他顺境中的表现，更要看他在困境、绝境中的选择，危难之时的坚守，才是最真实的人性闪光。

其三，“信义是立身之本，更是处世之基”。华歆的坚守不仅救了刘姓男子，更赢得了同伴的尊重与信任，也让自己的德行流传千古。在人际交往中，信义是最珍贵的“名片”，一个人若能在危难中坚守承诺，即便能力有限，也会被他人信赖；反之，若见利忘义、临危弃诺，即便一时得意，最终也会失去人心。正如古人所言：“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急不相弃”所传递的，正是“信义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理念。

结语

江舟之上的风浪早已平息，但“急不相弃”的故事却如同一盏明灯，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闪耀。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义，不是顺境中的锦上添花，而是逆境中的雪中送炭；不是轻易许下的豪言壮语，而是危难之际的不离不弃。在人生的航程中，我们或许会遇到无数“江舟避难”的时刻，愿我们都能如华歆一般，以“急不相弃”的坚守，守护心中的信义之光，让承诺的重量在危难中愈发彰显，让人性的光辉在困境中永不褪色。这，便是“急不相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