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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故出处：西汉朝堂的血与泪
“一丘之貉”作为汉语中极具批判色彩的成语，其源头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汉书·杨恽传》。这部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正史，详细记载了西汉名臣杨恽因直言获罪、最终被腰斩的悲剧人生，而“一丘之貉”便出自杨恽被罢官后写给友人孙会宗的《报孙会宗书》，原文为：“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这句饱含悲愤的感叹，不仅记录了一位直臣的命运沉浮，更成为后世批判“同类恶人”的经典表达。
《汉书·杨恽传》完整收录了这一典故的背景：杨恽因揭发霍氏谋反有功，封平通侯，却因多次直言批评权贵遭人构陷，被汉宣帝罢官为民。闲居期间，他写信给友人孙会宗，发泄对朝廷权贵的不满，其中“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一句，被政敌曲解为“诽谤朝廷”，最终导致他被腰斩处死。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让“一丘之貉”从一句普通的比喻，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与批判意味。
二、典故含义：从动物比喻到人性批判
（一）本义：自然界的同类聚集
“一丘之貉”的字面含义是“同一座山丘上的貉”。貉（hé）是一种外形似狐的哺乳动物，体型较狐肥胖，毛呈棕灰色，栖息于山林、河谷地带，喜群居，常数只共居于同一洞穴或山丘。在西汉时期，人们观察到貉的这一习性，便以“一丘之貉”比喻“同类聚集”，此时并无明显褒贬，仅是对动物习性的客观描述，类似于“物以类聚”的中性表达。
（二）引申义：贬义的“同类恶人”批判
随着杨恽事件的传播，“一丘之貉”的含义逐渐发生偏移。杨恽在信中以“古与今，如一丘之貉”讽刺古今权贵都是一路货色，皆为虚伪狡诈之徒，这使得该短语被赋予强烈的批判色彩。后世沿用这一用法，逐渐将其固定为贬义成语，特指“彼此都是坏东西，没有什么差别”，专用于批判品行恶劣、作风相同的人或群体。
这种语义演变的关键在于“语境”：杨恽的悲剧让人们将“一丘之貉”与“权贵的虚伪”“小人的同类勾结”绑定，使其从自然现象的比喻升华为人性批判的工具。到东汉时期，《论衡·谴告》中已用“一丘之貉”批判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一丘之貉，虽名号不同，其害民一也。” 可见其贬义已完全确立。
三、生动故事：杨恽之死与“一丘之貉”的诞生
（一）太史公的外孙：杨恽的锋芒初露
故事的主角杨恽，出身于西汉最具文名的家族——他是太史令司马迁的外孙，父亲杨敞曾官至丞相，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这样的家世让杨恽自幼饱读诗书，既继承了外祖父的史学才华，又延续了父亲的政治敏锐，更养成了直言不讳、嫉恶如仇的性格。
青年时期的杨恽在长安太学求学，便以“敢言”闻名。当时同窗讨论时政，多畏首畏尾，唯独杨恽敢直言批评外戚霍光专权：“霍氏一门三侯，权倾朝野，陛下如不早做打算，恐有王莽之祸（虽王莽未出，但杨恽已预见外戚之害）。” 同窗劝他“少说为妙”，他却笑道：“士大夫食君之禄，当言君之过，若明哲保身，与阉宦何异？”
汉昭帝末年（前74年），霍光废昌邑王刘贺，拥立汉宣帝刘询，权势达到顶峰。此时杨恽任郎官，虽职位低微，却暗中收集霍氏谋反的证据。公元前66年，霍氏家族果然发动政变，杨恽提前将消息密报汉宣帝，助朝廷平定叛乱。宣帝论功行赏，封杨恽为平通侯，升任中郎将，一时风光无两。
初入朝堂的杨恽意气风发，他整顿吏治，将中郎将府的贪腐小吏全部罢免，又建议宣帝“减赋税、轻徭役”，深得民心。宣帝曾对群臣说：“杨恽有其外祖父之风，直而不阿，可辅朕治天下。” 然而，这份“直而不阿”，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二）朝堂风波：直言获罪的开端
汉宣帝时期，朝政表面清明，实则暗流涌动：外戚许氏（宣帝皇后家族）与史氏（宣帝祖母家族）相互勾结，权臣张安世（酷吏张汤之子）把持中枢，官场弥漫着“明哲保身”的风气。杨恽看不惯这种虚伪，屡屡在朝堂上直言批评。
一次朝会上，宣帝讨论“祭祀礼仪改革”，许氏外戚建议“增加皇家祭祀规模，彰显天威”，实则想借机搜刮民财。杨恽当场反驳：“百姓连年受灾，流离失所，陛下当减皇家用度以济灾民，而非增祭祀之费。外戚只知媚上，不顾民生，实乃误国！” 此言一出，许氏家族对他恨之入骨，张安世也暗记在心。
更让权贵不满的是，杨恽还喜好“揭短”。他发现张安世之子张延寿利用职权侵占良田，便直接上书宣帝：“张延寿倚仗父势，强占民田三百亩，民怨沸腾，请陛下严惩。” 宣帝虽处罚了张延寿，却也觉得杨恽“过于严苛，不懂圆滑”。
公元前54年，发生了一件看似偶然的事：太仆戴长乐（宣帝亲信）在祭祀时口出狂言，被人举报“大不敬”。戴长乐怀疑是杨恽背后指使，便反咬一口，诬告杨恽“诽谤朝政，妄议先帝”。宣帝本就对杨恽的“直言”有所忌惮，加上许、史外戚与张安世的暗中推动，最终下诏将杨恽免官为民，遣回封地。
（三）乡居岁月：《报孙会宗书》中的悲愤
罢官后的杨恽回到封地华阴（今陕西华阴），表面上“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实则内心充满愤懑。他的好友孙会宗（时任安定太守）写信劝他：“大臣废退，当闭门思过，不宜治产业、通宾客，以免招人非议。” 正是这封信，引发了杨恽那篇流传千古的《报孙会宗书》，也让“一丘之貉”成为历史的注脚。
杨恽在信中开篇便倾诉委屈：“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 他承认自己“性格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但对被诬告仍愤愤不平。信中最尖锐的部分，是他对当朝权贵的批判：
“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这段文字看似描写乡居乐趣，实则暗藏讽刺：“田彼南山，芜秽不治”暗指朝政混乱；“种一顷豆，落而为萁”比喻贤才被弃、小人得志。而最直白的批判，便是那句震撼后世的“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故何行而不得，何为而不果？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杨恽在这里借孙会宗的经历讽刺：你孙会宗本是魏地（西河）人，那里有段干木、田子方的君子遗风，如今到了安定（昆戎旧地），却沾染了当地子弟的“贪鄙”习气，这难道是“习俗移人”？不，是你本性如此！最后一句“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更是将批判推向极致：从古到今的权贵，都是一路货色，都是贪婪虚伪的“貉”，没什么差别！
这封信字字泣血，句句带刺，既是对个人遭遇的控诉，更是对整个官场虚伪的宣战。杨恽或许没想到，这封私人信件会被呈给汉宣帝，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腰斩之祸：“一丘之貉”的代价
公元前54年冬，杨恽的一个仆人因过失被责罚，心怀怨恨，便将《报孙会宗书》的抄本交给朝廷，诬告杨恽“借信诽谤圣上，讽刺时政”。汉宣帝读信后勃然大怒，尤其是“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一句，被视为“谤讪先帝，无人臣礼”。
此时，许、史外戚与张安世趁机落井下石，联名上书：“杨恽免官后不思悔改，反而怨望朝廷，诽谤圣上，其心可诛！” 汉宣帝本就对杨恽的“狂言”不满，当即下令将杨恽逮捕入狱。
审讯期间，廷尉（司法官）引用信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等句，指控杨恽“借农事讽刺朝政混乱”；“古与今，如一丘之貉”则被定性为“否定古今圣贤，污蔑历代君臣”。最终，汉宣帝下诏：“杨恽大逆不道，腰斩处死；其妻子流放酒泉郡；孙会宗因‘知情不报’被罢官。”
行刑那天，长安街头寒风凛冽，百姓围观者数千人。杨恽身着囚服，面不改色，临刑前高呼：“吾死不足惜！但古今权贵，一丘之貉，终有报应！” 这位继承了太史公风骨的直臣，最终以生命为代价，让“一丘之貉”这个短语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貉的象征：为何是“貉”而非其他动物？
杨恽为何用“貉”而非“狐”“狼”等动物比喻权贵？这与西汉时期人们对“貉”的认知密切相关。据《尔雅·释兽》记载：“貉，似狐，善睡，群居丘中。” 西汉人观察到貉有三大习性：一是外形似狐却无狐的灵性，显得“愚钝而贪婪”；二是喜群居，常数十只聚集在山丘洞穴中，“同类相护，排斥异类”；三是冬季蛰伏，平时偷食家禽，被视为“害兽”。
这些习性恰好契合杨恽对权贵的批判：他们如貉般“贪婪愚钝”，只知搜刮民财而无治国之才；如貉般“群居勾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如貉般“为害百姓”，却躲在“山丘”（权力高位）中逃避惩罚。相比之下，“狐”虽狡猾却显灵性，“狼”虽凶狠却显孤傲，唯有“貉”的“愚钝贪婪、群居为害”最贴合权贵的形象。
此外，西汉民间有“貉无定所，唯利是图”的俗语，讽刺见利忘义之徒，杨恽沿用这一文化意象，让“一丘之貉”的批判更易被时人理解。这种动物象征的选择，体现了古人“观物比德”的思维方式——通过动物习性映射人性善恶。
（六）典故的流传与演变：从悲剧到批判工具
杨恽死后，《报孙会宗书》被收录于《汉书》，“一丘之貉”的典故逐渐流传开来。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在评价杨恽时虽批评他“怨望过甚”，却也承认“其言‘一丘之貉’，亦道尽官场之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士族**，“一丘之貉”成为文人批判权贵的常用语。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当路者鄙吝，群小相扇，一丘之貉，贤愚不分。” 用其讽刺士族的虚伪。
唐代以后，该成语的贬义进一步强化。杜甫在《三绝句》中写道：“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虽未直接用典，却暗含“官兵与羌浑一丘之貉”的批判。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借“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讽刺外戚，后人评曰：“杨氏兄妹与历代外戚，一丘之貉耳。”
宋元话本和戏曲中，“一丘之貉”更是频繁出现。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痛斥屠岸贾与其党羽：“你们这伙奸贼，一丘之貉，休想逃脱天谴！” 此时的“一丘之貉”已完全固化为“同类恶人”的批判，成为汉语中极具力量的贬义词。
四、历史回响：“一丘之貉”的典型案例
（一）东汉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的“貉群”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他们虽相互倾轧，对待百姓却如“一丘之貉”。外戚梁冀把持朝政时，强占民田数万顷，修建“兔苑”，百姓误入苑中便被处死；后来宦官单超等人诛杀梁冀，掌权后同样“掠夺民财，卖官鬻爵”，甚至“强抢民女为婢”。时人评价：“外戚与宦官，一丘之貉，换汤不换药，皆为百姓之害。”
（二）唐末藩镇与贪官：割据与搜刮的同类
唐末藩镇割据，节度使们拥兵自重，相互攻伐；而朝廷中的贪官则趁机盘剥百姓，中饱私囊。诗人杜荀鹤在《再经胡城县》中写道：“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这首诗讽刺县令靠搜刮民财升官，而藩镇靠战争掠夺，本质上“一丘之貉”，都是百姓的苦难根源。
（三）明代东林党与阉党：党争中的“同类相残”
明代末年，东林党与阉党争斗不休。东林党自诩“清流”，却也党同伐异，排斥非党人士；阉党魏忠贤集团则贪污**，迫害异己。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东林虽斥阉党之恶，然其结党营私，与阉党一丘之貉，皆为争权夺利，不顾国事。” 指出两派虽标榜不同，实则同类。
五、典故启示：从“一丘之貉”看人性与权力
“一丘之貉”的典故，透过杨恽的悲剧，为我们揭示了深刻的人性与权力规律：
（一）权力场中，同类相聚是常态，清醒者常孤独
杨恽的悲剧印证了“权力场如丘，同类如貉相聚”的规律。权贵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自然会形成“同类圈子”，排斥异己尤其是直言不讳的清醒者。杨恽的“直”与权贵的“伪”格格不入，注定成为被排挤的对象。这提醒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固然可贵，但也需懂得保护自己，避免因孤身对抗“一丘之貉”而付出无谓代价。
（二）批判需谨慎，语言的力量与风险并存
杨恽因一句“一丘之貉”遭腰斩，警示我们语言的双重性：它可以是批判虚伪的利器，也可能成为招致灾祸的导火索。尤其是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直言批判需讲究方式方法，否则不仅无法改变现状，反而会危及自身。正如古语所言：“直言贾祸，曲言全身”，并非鼓励虚伪，而是强调在无力改变时，需积蓄力量而非逞一时口舌之快。
（三）警惕“同类标签化”的思维陷阱
“一丘之貉”的批判虽解气，却也暗藏“标签化”的风险——将某一群体全盘否定为“貉”，可能忽视个体差异，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误区。历史上，东林党与阉党的互相攻讦、近代党派间的极端批判，都曾因“同类标签化”而加剧对立。这提醒我们：批判应针对具体行为而非群体标签，避免以“一丘之貉”的思维制造新的对立。
（四）虚伪的“同类”终将被历史唾弃
杨恽虽死，但他批判的“一丘之貉”们并未得意太久。汉宣帝晚年意识到外戚专权的危害，开始限制许、史家族；张安世死后，其子张延寿因贪污被罢官，家族衰落。历史反复证明：靠勾结、虚伪维持的“同类圈子”，如同貉的洞穴，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终将被百姓的不满、历史的洪流冲垮。而如杨恽般的直言者，虽可能一时蒙冤，其精神却会被铭记。
结语：千年一叹，“貉”影仍在
“一丘之貉”的典故已跨越两千多年，杨恽的鲜血早已干涸，但这个成语仍在警示着世人。它提醒我们：权力场中的虚伪与勾结从未消失，“一丘之貉”式的同类聚集仍在不同时代上演；它也激励我们：即使面对“一丘之貉”的围堵，也应坚守良知，拒绝同流合污。
杨恽用生命写下的“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既是对历史的悲愤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沉重预言。而我们能做的，便是在看清“貉”的本性后，仍选择做一个清醒的人——不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让“一丘之貉”的批判永远成为照向虚伪的光，让正直与良知永远比“山丘”上的同类勾结更有力量。这便是“一丘之貉”留给我们的千年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