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集团总部二十八层的办公室,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整洁与秩序。林朝阳站在落地窗前,俯视着楼下渐渐散去的人群——那是连续多日聚集的媒体记者和围观者,随着工作组撤离的消息传出,他们终于失去了蹲守的兴趣。
“第一回合,结束了。”林朝阳低声自语,眼神锐利,“但游戏,才刚刚开始。”
他转身走向办公桌,上面整齐摆放着三份报告。这是过去七十二小时内,集团各部门提交的损失评估。
第一份是财务报告。工作组进驻的十八天里,朝阳集团市值蒸发近两百亿,三家上市公司股价平均下跌百分之三十七,尽管审查结束后有所回升,但仍比事发前低近二十个百分点。更棘手的是资金链问题——五家合作银行缩减了授信额度,两家外资银行暂停了贷款审批,集团不得不紧急出售部分海外资产以维持现金流。
第二份是业务影响评估。最核心的军方合作项目全面暂停,等待国家安全评估,重启时间未知;七家主要供应商要求预付款才肯继续供货;两个海外项目因审查风波被迫中止,面临违约索赔;最令人痛心的是,研发部门的两位核心专家在审查期间提出了辞职。
第三份是田晓霞整理的声誉影响报告。媒体方面,尽管主流媒体在审查结束后给予了相对客观的报道,但网络上的负面舆论依然蔓延;客户方面,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客户表示要“重新考虑合作关系”;最微妙的是政商关系,一些以往亲密的合作伙伴明显拉开了距离。
林朝阳放下报告,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晃动,映照着他疲惫而坚毅的面容。
这次过关,是侥幸吗?
他抿了一口酒,让那灼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不,不全是侥幸。工作组之所以没能找到确凿的把柄,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越过那条最关键的底线。这些年,他始终牢记那位老领导的告诫——“做生意要懂得边界,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心里要有杆秤”。
但仅仅是自身干净就够了吗?显然不是。林朝阳很清楚,这次能够化险为夷,李云龙、白景琦等老朋友的鼎力相助功不可没。他们在关键时刻向上递话,为他争取了相对公正的对待。还有那位只有一面之缘却在此次风波中暗中施以援手的唐司长...
这些力量的介入,不是因为私人交情,而是因为朝阳集团确实代表着某种被认可的发展方向——创新、高效、国际化,同时又保持着对核心原则的尊重。
门被轻轻敲响,田晓霞和张建国一同走了进来。
“林总,这是调整后的业务规划。”张建国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我们决定主动剥离部分非核心业务,包括两家海外酒店、一家影视公司,以及...您在海南的那个私人会所。”
林朝阳的眉梢轻轻一跳。海南的会所是他多年的心血,不仅是商务接待的场所,更藏着他最珍视的那批文物。但此刻,他只是点了点头:“可以,按计划执行。”
“媒体方面,我们已经安排了系列专访,重点强调集团恢复正常运营,以及继续投资研发的决心。”田晓霞补充道,“另外,我建议尽快举办公开活动,展示集团的透明度与信心。”
林朝阳沉思片刻:“下周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我要亲自讲话。”
两人离开后,林朝阳再次走到窗前。夜幕降临,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如同星河洒落人间。在这璀璨的背后,他深知危机并未真正解除。
赵振邦临走前的警告言犹在耳——“树大招风”。这四个字道尽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困境:做得太小,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做得太大,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他打开保险柜,取出赵振邦留下的那个U盘。插入电脑,输入密码,一份详细的报告呈现在眼前。
与官方版本不同,这份报告直指问题的核心——朝阳集团的崛起触及了太多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被打破,传统家族企业的市场份额被蚕食,甚至一些外资企业也在朝阳集团的强势扩张下节节败退。
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标注了三个名字:霍氏家族、华东陈氏、以及一个他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老书记”。赵振邦用隐晦的语言暗示,这次审查风波的背后,有这些势力的推波助澜。
林朝阳关掉文件,拔下U盘,重新锁进保险柜。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加密号码:“是我。启动‘长城计划’。”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传来简短的回应:“明白。”
“长城计划”,这是他多年前秘密部署的应急预案,只有极少数核心人员知晓。它包括资产转移路径、危机应对机制、甚至是一整套替代的管理团队。启动这个计划,意味着他正式承认: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第二天清晨,林朝阳召开了核心团队会议。与往常不同,这次会议不在总部,而在郊区一个不为人知的培训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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