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起辽左，我教少帅做大佬 第107章 拔黑石

那条经由华北敌后蜿蜒而至的秘密通道，如同一条纤细却坚韧的血管，在敌人严密封锁的肌体上，艰难地维系着辽西与外界的一丝生机。第一批送达的药品和通讯器材数量有限，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它们证明了一件事：纵使关山阻隔，铁壁合围，抗战的力量依然能够彼此声息相通。

负责接应和转运的，是徐建业精心挑选并安插在冀热辽边区的情报小组，以及当地被发动起来的、心向抗日的百姓。运输队昼伏夜出，绕开据点，穿越封锁沟，常常需要依靠对地形的极致熟悉和群众的掩护，才能将物资一站站接力传递。每一次转运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时有人员被捕或牺牲的消息传来。这些默默无闻的潜行者，用他们的忠诚与鲜血，守护着这条生命线。

辽西兵工厂内，方宏毅如获至宝地研究着那几部同样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略显陈旧却保养尚可的机床和一小批特种钢材。这对于提升武器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耐用性至关重要。他与胡老头领导的碱厂化工组合作，利用那点宝贵的硫酸，在极端简陋和危险的条件下，终于小批量试制出了合格的硝化甘油。虽然产量极低，且生产过程充满风险，但这标志着辽西在武器弹药自给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当第一包用自产硝化甘油填充的炸药包在试验场成功起爆，掀起的烟尘虽不大，却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热泪盈眶。

就在辽西埋头苦干、积蓄力量之际，一场预料之中却依旧令人震怒的政治惊雷，在己方阵营内部炸响。

汪兆铭等人在南方沦陷区正式成立了所谓的“国民政府”，公然扯起了“和平救国”的叛旗，与侵略者“同携共进”。这份由背叛者签署的“组府宣言”通过敌占区的电台反复播放，极尽混淆视听、瓦解斗志之能事，将抗战污蔑为“无谓牺牲”，将投降美化为“保存国力”。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抗战阵营内部群情激愤。

在武汉，最高当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讲话，宣布开除汪逆党籍，并下达通缉令。然而，在这公开的雷霆手段之下，一股暗藏的忧虑和猜忌也在弥漫。汪逆的叛逃，像是一面镜子，让某些人看清楚了“和平妥协”路线的最终归宿，但也让另一些人更加警惕内部可能存在的“赤化”风险，对八路军、东北联军等力量的防范与限制，在某些层面反而有加强的趋势。

而在陕北，李德胜同志亲自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汪逆的所谓“和平”就是投降，“救国”就是亡国。他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清除一切悲观论调和妥协思想，用坚决的战斗来回答叛徒的挑战。

辽西义县指挥部内，张汉卿将刊登着汪逆“组府”消息的报纸狠狠摔在桌上，怒极反笑：“好一个‘曲线救国’！我张汉卿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是第一次见到把卖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的！真是无耻之尤！”

于凤至相对冷静，但眼神中的寒意更甚：“他这一跪，跪掉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名节，更是想让整个民族的精神都跟着他一起跪下。我们必须反击，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宣传上，给予最坚决的回击！”

很快，一份以张汉卿和于凤至共同署名的《告全国同胞书》从辽西发出。文章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而是以辽西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具体事实，痛斥汪逆的投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文章最后写道：“……我辽西军民，武器或许粗劣，衣食或许匮乏，然抗战之志，坚如磐石；救国之心，昭如日月。汪逆辈可视我等于草芥，然我等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为国家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决心！一切叛国者之中伤，只会使我等更加团结；一切侵略者之凶焰，只会使我等更加奋勇！胜利，终将属于不屈的中国人民！”

这篇檄文，通过尚能联系的电台和秘密交通线，在敌后和部分国统区流传，以其朴实无华的真挚和扎根现实的坚韧，产生了不小的感染力。

与此同时，在王向阳等人的组织下，辽西抗日联军各部队也开展了广泛的形势教育和声讨活动。战士们义愤填膺，纷纷宣誓，要以更多的战果，更狠地打击敌人，来洗刷叛徒带给国家的耻辱。

也正是在这种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张汉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批准了孙铭九提交的一份作战计划——拔掉位于辽西与热河交界处、像一颗钉子般楔入根据地边缘的日军据点“黑石台”。这个据点虽然不大，但位置关键，驻扎有一个加强中队的日军，工事坚固，之前几次袭扰都未能得手。

张汉卿选择在这个时候打这一仗，目的很明确：既要通过实战检验部队整训的成果，也要用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来提振因汪逆叛变而可能受到影响的士气，向所有人证明，抗战的力量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越战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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