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辕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长条会议桌的首位,端坐着身着戎装、面无表情的蒋介石。他的左侧,依次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以及滇系龙云的特派代表、一位姓缪的参军。右侧,则是伍豪、玉阶,以及作为辽西及东北抗日力量全权代表的于凤至。各方随员参谋则分坐后排。空气里弥漫着烟草、茶水以及一种无声的角力气息。
会议伊始,蒋介石首先定下基调,他面色沉痛,声音低沉:“诸位,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召集大家齐聚武昌,只为一事:团结!淞沪之殇,犹在眼前;南京之困,刻不容缓。我辈革命军人,唯有精诚团结,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方能驱除日寇,复兴中华!” 他的开场白冠冕堂皇,将“团结”的大旗率先举起,也暗含了“统一指挥”的前提——即在他领导下。
何应钦随即发言,照本宣科地介绍了当前严峻的战局,重点强调了日军装备之精良、攻势之凶猛,以及中央军在此前战役中承受的巨大损失和做出的“巨大牺牲”,言语间不乏暗示其他势力出力不够之意。
轮到各方代表发言时,真正的博弈开始了。
白崇禧的代表的发言谨慎而带着桂系特有的精明,他首先表达了对委员长领导抗战的拥护,以及桂系部队在津浦路等方面抗击日军的决心,但话锋一转:“然,目前各战区之间,联系不畅,补给不均,指挥系统叠床架屋,常有令出多门、部队无所适从之感。健生公常忧心,若不能彻底理顺指挥关系,有效调配全国资源,则团结之效,恐难尽如人意。” 这话软中带硬,直指当时混乱的指挥体系和资源分配不公。
龙云的代表则更显圆滑,大谈云南地处边陲,民贫地瘠,但龙主席抗日之心坚定不移,已倾尽物力人力组织部队出滇作战,唯愿中央能体谅云南实际困难,在军饷、装备上予以“公允之支持”,方能持久。言下之意,要云南出力可以,但钱和枪得给够。
伍豪的发言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站起身来,目光扫过全场,语气诚恳而有力:“我党我军自七七变后,即已表明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之坚定立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敌后,虽装备窳劣,补给困难,然依靠民众,灵活作战,已初步开辟若干根据地,牵制大量日军,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实。” 他列举了几次对日作战的战果,数据清晰,令人无法反驳。
“然而,”伍豪话锋一转,神色变得更为严肃,“欲求抗战之彻底胜利,非动员全国四万万民众不可。这就必须实行民主,改革政治机构,废除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释放政治犯,给予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尤其是要彻底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正式番号、粮饷、弹药补给问题。否则,所谓团结,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后方却掣肘不断,此绝非国家之福,民族之幸!” 他的发言条理清晰,将政治民主与军事抗战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具体而尖锐的要求。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何应钦面沉似水,白崇禧的代表低头喝茶,龙云的代表眼神闪烁。蒋介石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看不出喜怒。
终于,轮到了于凤至。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唯一的女性代表身上。她今日穿着一身深色的旗袍,外罩一件呢料大衣,素净而庄重。她缓缓起身,并未立刻发言,而是从随身的公文包中,取出了几张放大的照片,让方文慧分发给在座的各位代表。
照片上,是辽西兵工厂工人在昏暗油灯下打磨零件的身影,是碱厂冒着滚滚浓烟的简陋烟囱,是北满林海雪原中抗日战士冻伤的脚趾,是锦西百姓在土改后分到土地时那淳朴而充满希望的笑脸,还有……一张依稀可辨的、日军在东北某地实施屠杀后的惨烈场景。
这些无声的图像,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冲击力。
于凤至的声音清澈而稳定,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诸位长官,诸位同志。汉卿与我,以及全体东北抗日将士,离乡背井,浴血转战,于敌后建立尺寸之地,非为割据,实为不甘做亡国之奴,欲为我中华民族保留一丝反击之火种。” 她首先表明了立场,并非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救国。
“我辽西根据地,无中央一分粮饷,无一粒外来弹药,全凭将士鲜血与民众汗水,自力更生,勉强维系。我们搞土改,是为动员民众;我们办工厂,是为支撑抗战;我们整训军队,是为提高战力。我们所做一切,无他,只为多杀鬼子,早复河山!” 她的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将辽西的艰难与贡献**裸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然而,”她话锋一转,目光直视蒋介石,“仅凭我辽西一地,纵使人人效死,又能牵制多少日军?又能光复多少失地?淞沪之败,南京之危,教训何其深刻!若不能真正打破门户之见,实现全国力量之有效整合与统一运用,类似之悲剧,必将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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