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无奈 第252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

孙建国那通电话带来的“喘息期”，并未带来想象中的轻松，反而像一片更浓重的阴云，悬在病房上空。未知的“官方调查”，含糊的“推迟安排”，以及孙建国语气里那丝难以掩饰的紧绷，都让陈远和李静感到一种更深的、无处着力的惶惑。

白天，陈远继续他的康复。在康复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尝试不依靠搀扶，仅用手扶着墙壁或稳固的家具，进行极短距离的独自行走。每一次尝试，双腿都颤抖得厉害，胸腔里仿佛拉风箱般呼哧作响，额头的汗珠滚落下来，砸在医院冰冷光滑的地板上。但他咬着牙，一次比一次多走半步。这具身体，是他唯一的资本，他必须让它更快地恢复力量，哪怕这力量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微不足道。

李静则像一只警惕的母鸟，在照料陈远和两个孩子之余，耳朵时刻捕捉着病房外的任何异常声响。孙建国承诺的“会留意安全”，在她听来毫无保障。她甚至开始偷偷观察每天来送饭的护工，怀疑那木然的表情下是否藏着别样的目光。银行卡里的钱又用掉了一些，支付了陈远新增的理疗费用。每次刷卡，她都像做贼一样心虚，仿佛那小小的POS机连接着某个黑暗的审判台。

王芳成了连接外部信息的最重要渠道。她几乎动用了自己在这个城市积累的全部微薄人脉，试图从各种边角缝隙里，拼凑出关于“官方调查”的只鳞片爪。进展缓慢得令人心焦。传来的消息依旧真假难辨，互相矛盾：有人说经侦部门确实在梳理江大川公司多年的账目，重点在几个旧城改造和土方项目；有人说纪委似乎约谈了与江大川过往甚密的某个前官员；还有更夸张的传言，说江大川手下有个管事的“突然病了”，去了外地“疗养”，联系不上。

“那个‘突然病了’的，会不会就是‘阿勇’？”陈远在听王芳转述时，突然问道。

王芳一愣，随即点头：“很有可能。如果调查真的触及核心，江大川身边最亲近、也最可能知道‘旧账’的人，自然是首要目标，要么被控制，要么闻风先躲。”

“孙建国他们遇到的‘小麻烦’，恐怕就是这件事。”陈远分析道，“‘阿勇’如果失联或被控制，他们那条线上的人肯定人人自危，自然顾不上我们这边‘安排’了。他急着打电话来强调‘沉默’，就是怕我们从‘阿勇’这条线，或者调查人员那里，听到什么，说出什么。”

这个推断合情合理，也让局势稍微清晰了一点：调查的风暴中心可能在江大川及其核心圈，孙建国代表的那股势力（很可能与“阿勇”密切相关）受到了直接冲击，因此暂时收缩。这对陈远一家而言，是危险也是机遇。危险在于，如果孙建国一伙彻底垮台或狗急跳墙，他们可能失去“控制”，也可能被当作最后的筹码或报复对象；机遇在于，官方力量的介入，或许真能揭开黑幕，还他们以安全和公道。

但“或许”这个词，充满了不确定性。成年人的世界里，期待“青天”往往是最无奈也最奢侈的幻想。很多时候，风暴过后，只是另一片废墟。

这天下午，陈远完成了一次相对成功的独自行走——从病房门口走到对面墙壁，大约五米距离，虽然中间停下喘息了两次，但终究是靠自己双脚完成的。他扶着墙壁，回头看着那短短的距离，胸腔里除了疼痛和疲惫，竟然也生出了一丝微弱的、近乎荒谬的成就感。这小小的进步，在这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如此珍贵。

就在他准备慢慢挪回床边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了。不是护士查房的时间。

李静和王芳立刻警觉起来。王芳走到门边，透过小窗向外看。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普通、面容陌生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找谁？”王芳隔着门问。

“您好，请问是陈远先生的病房吗？我是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姓张。接到反映，来了解一下陈先生家庭困难的情况，看看是否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女人的声音温和，带着公事公办的腔调。

民政局？社会救助？李静和王芳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她们之前确实咨询并准备过相关材料，但并未正式提交申请。怎么会有人主动上门？

王芳犹豫了一下，看向陈远。陈远已经慢慢挪回床边坐下，微微点头。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身份相对公开，风险应该较小。而且，这也是一个了解外界情况、甚至可能获取信息的渠道。

王芳打开门，将张姓工作人员让了进来。女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朴素，表情平静，进屋后先出示了工作证，然后简单说明了来意——接到“相关方面”反映（她没说具体是哪方面），说这个病房的病人家庭困难，符合救助政策边缘条件，特来核实情况。

她问得很细致，家庭人口、收入情况、伤病程度、医疗费用、现有困难等等。李静按照事先和王芳商量好的口径，如实陈述了家庭的经济困境和陈远的伤情，但隐去了事故背后的纠纷和威胁。她拿出厚厚的医疗费用清单，声音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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