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七年的时候,尤记得秋老虎的余威尚在,新家峁联合议事堂内却弥漫着寒意。长桌上摊开的十多份报告,像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揭示着新区治理的困境。
钱小满的手指在《新区税收汇总》上颤抖:“柳林镇税收完成八成,但往西到黑山镇,只有四成;往北到青石堡,不足三成。理由?”他冷笑,“黑山镇报‘夏汛毁田三百亩’,我亲自去看,就山沟里冲了几亩坡地。青石堡说‘土匪劫粮’,可那里的土匪三个月前就被剿了!”
王石头的脸色更难看。他翻开《新作物推广进度表》:“让种玉米、红薯,种子发了,技术员派了,结果呢?有些地方把种子磨了面吃,继续种他们的老谷子。问为什么?‘老祖宗吃这个,咱们也吃这个’!”
李定国的报告最触目惊心。《缓冲区武装整编实况》记载:“……三河寨报‘精壮三百’,实到一百二十,余皆老弱;狼牙堡承诺‘全力配合训练’,派来三十人,二十个是寨里的懒汉、病号;最可气是白石沟,当面答应整编,背后对寨民说:‘新家峁的官儿待不长,糊弄过去就成’。”
苏婉儿作为教育代表列席,也带来了令人忧心的消息:“女子学堂在缓冲区几乎推不动。黑山镇一个乡绅公开说:‘女子识字,伤风败俗’。咱们派去的女先生,连住处都找不到。”
长桌尽头,李健静听着,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这些报告他早已看过,但此刻亲耳听到各部门负责人的愤懑,更能感受到问题的严峻。
“孙主簿,”李健忽然看向那位延安府派来的协理官,“您久在官场,依您看,问题出在哪里?”
孙主簿正端着茶盏做沉思状,闻言放下茶盏,捋须道:“李盟主,此乃历朝历代通病。所谓‘皇权不下县’,朝廷政令到了州县,再往下……”他摇头,“靠的是胥吏、乡绅、宗族。若这些人不配合,再好的政令也是空文。”
这话虽刺耳,却是实情。新家峁能打下一片天地,能制定一套新法,但在执行层面,却卡在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李健缓缓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新区地图前,“咱们缺的不是战略,不是政策,是——”他的手在地图上的各个管理处位置点过,“把这些点连成线、铺成面的人。缺一支可靠的中层管理队伍。”
他转身,目光扫过众人:“高层有我们定方向,基层有百姓盼好日子,中间这层——各管理处的处长、科长、办事员——是承上启下的脊梁。脊梁不硬,身子就直不起来。”
几乎在新家峁为中层管理焦头烂额的同时,紫禁城武英殿的侧阁里,一场关于“吏治”的密谈正在进行。
崇祯皇帝难得没有批阅奏章,而是听着这位五省总督刚刚完成对河南、陕西部分州县的巡视,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
“……州县官员,或庸碌无为,或贪墨成风。朝廷政令,出省打七折,出府打五折,到县只剩三成。更有甚者,胥吏上下其手,乡绅把持地方,百姓苦不堪言。”杨嗣昌的声音透过密奏的誊抄文字,依然能听出沉重,“臣观新家峁之治,其所以能安辑流民、垦荒兴工,关键在‘令行禁止’。而其能令行禁止,似有一套不同于朝廷的用人治吏之法……”
崇祯的指尖在奏折上划过,停在了“用人治吏”四个字上。
“王承恩,”皇帝忽然开口,“陕北新家峁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
大太监躬身:“回皇爷,陕西按察使司报:新家峁正在大张旗鼓‘招考办事员’,不论出身,只考实务。报名者众,连一些落第秀才、落魄胥吏都去了。”
“考实务?”崇祯眯起眼,“考什么?”
“算术、公文、断案……据说还考种地、做工的常识。”
皇帝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即位之初,也曾想整顿吏治,裁撤庸官,任用干才。但很快就陷入党争泥潭,举步维艰。如今一个民间组织,竟然在做他这天子都难做成的事。
“杨嗣昌在密奏里建议,”崇祯的声音有些飘忽,“让朝廷派员‘观摩学习’新家峁的吏治之法。你说,朕该准吗?”
王承恩额头冒汗:“这……朝廷向民间学吏治,恐伤体统……”
“体统?”崇祯苦笑,“体统若能治国,何至于此?”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秋日萧瑟的宫苑,“告诉杨嗣昌,让他的人……暗中观察即可。不必张扬。”
“奴婢遵旨。”
消息传到河南督师行辕,杨嗣昌对幕僚叹道:“皇上这是既想学,又放不下面子。罢了,让贺珍再去一趟,这次专门看新家峁如何选人、用人、管人。”
顿了顿,他又道:“把咱们这边那些不中用的州县官名单理一理。或许……该让能干的人上去,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了。”
在新家峁本部,苏婉儿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她要主持女学堂的教务,培训新教师,编写教材;晚上,她要照顾两岁的李承平和刚会走路的李安宁;深夜,她还要参与中层干部培训教材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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