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新家峁迎来了立基以来最丰硕的秋收。塬上塬下,金黄的麦浪与火红的高粱交织成一片丰收的海洋。打谷场上,连枷起落的声音昼夜不息,如同这片土地强劲而稳健的心跳。
盟主府后园的石亭里,李健正与四大贤才品茶议事。石桌上摊开着最新绘制的《新家峁控制区全图》,图上原本只有巴掌大的核心区,如今已扩展至方圆数百里,标注着新设立的三十七个安置点、五处屯堡、两条商路干线。
“秋粮统计已毕。”顾炎武将一份报表推至桌中,“总产三百八十万石,除口粮、种粮、储备外,可余粮一百二十万石。按当前市价,折银约九十万两。”
方以智接话:“工坊区月产值已突破十二万两,蜂窝煤、纺织、铁器、玻璃、肥皂产业,皆供不应求。按此趋势,明年工业产值可超农业。”
黄宗羲翻开《人口统计》:“总人口现有一百四十七万,其中新吸纳流民五十一万。按安置进度以及流民的加入,我们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
侯方域则展示文宣司的最新调查:“民心归附,八成新居民认同‘新家峁人’身份。各安置点自发组建‘乡约所’,调解纠纷,组织公益,已成自治雏形。”
数据令人振奋,但李健神色凝重。他起身走到亭边,望着远处校场上正在操练的民兵——经过专业化三个月的调教,这些农人出身的士兵,已有了几分职业军人的杀气。
“诸位先生,丰收是好事,人口增长是好事。”李健转身,目光扫过四人,“但树大招风。咱们现在,就像个抱着金元宝走在闹市的孩子——流寇垂涎,蒙古觊觎,朝廷……也不会一直装睡。”
他走回桌前,手指点在地图北部:“贺人龙最新情报,蒙古林丹汗残部与科尔沁部结盟,控弦之士不下五万,今冬若白灾严重,必大举南掠。
崇祯七年,后金汗皇太极为统一漠南蒙古,二次西征察哈尔。也是秋收之时,后金军回师,以明边将扰其境、杀其民、匿逃人为名,七月初八日入上方堡,进围宣府。宣府守兵发炮击之,乃退走应州,兵掠大同,攻陷得胜堡。京师震动,诏令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巡抚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门。
同年七月,后金军分四路攻掠宣、大地区。是时沿边城堡多失守,后金军攻灵邱。灵邱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守备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战死。城破后,知县蒋秉采自缢死,其家合门殉之。远近震惊。”
手指南移:“张献忠虽在湖广受挫,但李自成已破洛阳,势力膨胀。陕西境内,小股流寇如野草,剿之不尽。”
手指最后点在地图东方:“朝廷方面,五省总督正调集重兵围剿流寇。咱们这里……”他顿了顿,“已成微妙棋子。用得好,是奇兵;用不好,就是心腹之患。”
四大贤才沉默。他们都明白,新家峁已走到一个关键节点:继续韬光养晦,恐错失扩张良机;大张旗鼓建设,必引来各方关注。
“所以,”李健一字一顿,“必须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不是小修小补,是脱胎换骨的改革。要在乱世中立足,归根到底,要靠枪杆子。”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秋意已深。凛冽的西风卷着枯黄的梧桐叶,在朱红宫墙间打着旋儿,殿檐下的铜铃偶尔发出几声沉闷的叮当,更添了几分萧索。
紫禁城武英殿内,烛火摇曳,映照着御座上形容憔悴的崇祯皇帝,他正对着手中那份沉甸甸的陕西巡抚奏报,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眼底满是挥之不去的疲惫与焦灼。
这份奏报厚达二十余页,素白的宣纸边缘已被指尖摩挲得微微发毛,上面密密麻麻的小楷,详尽罗列着陕西境内连年不辍的旱灾蝗灾、流离失所的灾民惨状、四处劫掠的流寇动向,以及边军缺饷少粮、士气低落的窘迫状况。
而在奏报末尾那三页,一行 “新家峁” 的字样格外醒目,墨迹浓沉,似带着几分不容忽视的重量:
“…… 陕北之地,荒无人烟,饿殍遍野,却有民自发组织,号‘新家峁联盟’。其治下收纳流民百余万,皆授田垦荒,历数年耕耘,已拓荒数百万亩,阡陌纵横,渐成规模;又建工坊数十座,冶铁、织布、制盐无所不涉,产销有序;更兴学堂数十所,延请先生教授文理,启民智、正风气;另练民兵二万余,军纪严明,战力不俗。前者流寇围延安府,危在旦夕,此联盟率军星夜驰援,解延安之围,救万民于水火;今岁秋收之后,竟主动纳粮八万石、缴银三万两,献于官府,以助军饷。观其所为,似以保境安民为首要之务,暂无谋反逆迹。然其势力日盛,割据一方,隐隐有尾大不掉之势,不可不察,更不可不防……”
“新家峁……”
崇祯皇帝伸出苍白瘦削的手指,轻轻点在那三个字上,低声念着,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他疲惫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难辨的神色,有疑惑,有惊讶,亦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期许,随即又被深深的忧虑所覆盖。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