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九月的最后一天,军工组木屋里的旱烟味浓得化不开。孙铁匠用粗粝的手指戳着图纸上那门炮的轮廓,眉头拧成死结:“六尺长,一寸厚,五百斤铁……咱们的锤子,打得动?”
赵铁锤没吭声,只盯着壁上挂的那排火铳废管——第十三根裂缝还张着嘴,嘲笑着他们的野心。
李健的目光却落在窗外。秋阳正好,晒得寨墙上新架的弩车泛着油光。可他知道,弩车守得住寨墙,守不住人心。北边王嘉胤部溃散的流言一日紧过一日,延安府的粮价已涨到三两三钱一石。乱世需要重器,需要那种一响就能定住人心的东西。
“不铸铁,也不铸钢。”他转回身,声音不高,“铸铜炮。”
满屋死寂。铜?那是钱,是佛像,是钟鼎,唯独不是他们该碰的东西。
杨文远先反应过来:“青铜炮……《纪效新书》里提过佛朗机,是铜铸。可咱们哪来那么多铜?”
“缴。”张武吐出个字。上月端黑风寨,地窖里堆的铜器他亲眼见过——佛像、香炉、烛台,甚至还有口缺了边的铜钟,匪首说是从哪个荒庙搬来的“镇宅宝”。
“那是六百斤铜!”周小福算得快,“够打三千把锄头,够换五百石粮!”
李健的目光扫过每个人:“锄头翻地,粮饱肚子,都紧要。可诸位——”他手指向北,“若贼来了,是锄头挡得住,还是粮袋挡得住?”
无人应声。只有烟锅里的火星“噼啪”轻炸。
十月中旬的北京城中,天色依旧阴沉灰暗,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阴霾所笼罩着。清晨时分,从太庙传来一阵沉闷而又悠长的钟声,那声音如同重锤一般狠狠地撞击在人们的心头,让人不禁感到心慌意乱、心神不宁。
此时此刻,崇祯皇帝刚刚在奉先殿痛哭流涕地宣泄完自己内心的悲痛与愤怒——就在不久前,一份来自山西地区的紧急报告送到了御前,上面赫然写道:大同镇发生兵变,总兵惨遭杀害!这已经是短短三个月内发生的第四次兵变事件了啊!
乾清宫内气氛凝重压抑到了极点,首辅大人双手颤抖地捧着那份关于登莱及其周边地区兵变详情的奏折,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
原来,此次兵变竟是由孙元化的手下一手策划发动的,更糟糕的是,大量先进的红夷大炮也落入敌手之中。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一片震惊。
一时间,那些一直主张议和的大臣们纷纷跳出来指责道:“这些火器实在太过危险,不仅容易爆炸伤人,还极有可能资助敌人迅速壮大实力,倒不如将其彻底废除算了!”
面对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论,崇祯皇帝嘴角泛起一抹冷冷的笑容,但他却无法直接反驳对方。
因为眼下朝廷面临的困境实在太多太复杂了——国库空虚见底,边防军队拖欠军饷长达半年之久;辽东战事吃紧急需军费支援,围剿农民起义军同样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可谓是千疮百孔、捉襟见肘。
最终,崇祯皇帝只能无力地挥了挥手,有气无力地下达命令:“从今往后必须严格控制火器制造和使用,胆敢私自铸造者一律按谋反罪论处!”
旨意传到陕西时,新家峁的黑石山矿洞里,第一炉青铜正烧到最旺。
铜是分三批熔的。第一批是仓库的铜锭,黄澄澄,规整;第二批是缴来的佛像,熔时青烟里竟有檀香味;第三批是那口铜钟,砸碎前,赵铁锤摸着钟身上“风调雨顺”的铭文,愣了好一会儿。
“造了炮,才能真有风调雨顺。”孙铁匠抡锤把钟片砸进熔炉。
周小福守着炉温。青铜难熔,铜锡不同温,他得先化铜,再加预热的锡块。炉口喷出的青焰舔着洞顶,把岩壁熏出鬼魅似的影。
第一次浇铸小模型就出了事。泥范在铜水注入时炸开,红亮的铜液喷溅,烫伤了孙铁匠半个膀子。刘郎中剜掉烂肉时,老汉咬碎了一截木棍,没哼声。
“范要透气。”杨文远蹲在碎范前,“气排不出,就炸。”
他改了泥料配方:高岭土打底,加石英砂耐烧,加木屑留微孔,最后撒把盐——烘烤时盐挥发,留下蜂窝般的透气孔。新范做出时,孙铁匠摸着那细腻的表面:“这哪是泥,这是陶了。”
铜钟熔掉那日,苏婉儿在祠堂多上了一炷香。供的是块无名牌位——给那口再也响不起的钟,也给即将诞生的、要发出另一种声响的东西。
她不懂冶铸,可懂丈夫眼里那簇火。那是三年前炼出第一炉钢时的火,是造出第一架纺车时的火,如今烧到了这黑乎乎的洞里。
有次她送饭去矿洞,正撞见试小炮。一声闷响,洞顶扑簌簌落灰,承平在她怀里吓得大哭。赵铁锤满脸黑灰跑出来,咧嘴笑:“李夫人,成了!三十步能打穿木板!”
她看着那个被男人们围着的、尺把长的铜管子,很难把它和“炮”联系起来。它那么小,那么丑,像截捅火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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