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9：从赤脚医生到国医 第152章 石头坪的考验

石头坪，名副其实。村子坐落在半山腰一片相对平坦的巨石平台上，房屋多由就地取材的石块垒成，显得粗犷而坚韧。通往村子的路比去李家坳更陡、更险，有一段甚至要贴着崖壁走，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山沟。寒风在这里更加肆虐，卷起地上的碎石和雪粒，打得人睁不开眼。

林春生三人跟着向导，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最后一段陡坡，抵达村口时，已是气喘如牛，浑身沾满了尘土和雪末。李建国的手指在攀爬时被锋利的石头划了道口子，小张的裤腿也被荆棘刮破了。

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如昨天在李家坳那样的热情围观和有序排队。

石头坪的大队部是一间更显破旧、低矮的石屋，门口也聚了些人，但气氛却有些异样。人们的眼神里，好奇少了，多了几分打量、疑虑，甚至隐隐的疏离。几个抽着旱烟的老汉蹲在墙根，目光审视地扫过林春生他们，没有说话。抱着孩子的妇女们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不时朝这边瞟一眼。

大队支书是个面色黝黑、眉头紧锁的中年汉子，叫石大柱。他迎上来，握手有些敷衍，语气也带着公事公办的生硬：“林医生来了？路上辛苦。地方简陋，将就一下吧。”说完，就指了指那间冰冷的石屋，没再多话。

这种冷淡的接待，与昨天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林春生心里微微诧异，但面上不动声色，谢过支书，带着李建国和小张走进了大队部。

屋里比外面好不了多少，冷得像冰窖，连个炭盆都没有。墙壁上糊的旧报纸早已泛黄剥落，石缝里透着寒风。一张歪腿的旧桌子，几条长凳，就是全部家当。

“这地方……咋感觉怪怪的？”小张搓着冻僵的手，小声对李建国嘀咕。

李建国也感觉出来了，低声道：“是有点不对劲。先看看情况。”

林春生放下药箱，对石支书说：“支书，和昨天一样，咱们先看病，中午再集中讲讲健康知识。麻烦您跟乡亲们说一下，排好队，一个个来。”

石支书“嗯”了一声，走到门口喊了一嗓子：“公社医生来了，要看病的过来排队！”声音干巴巴的，没什么号召力。

稀稀拉拉地，进来了几个人。一个咳嗽的老太太，一个说腿疼的老汉，还有一个抱着蔫蔫的孩子的年轻媳妇。林春生耐心地为他们看诊，开药，交代注意事项。李建国和小张也各司其职。

但人流量明显比昨天少得多，而且来看病的，大多是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更多人在门口张望一下，又缩了回去，或者干脆远远站着看，并不靠近。

更让林春生在意的是，他察觉到一些异样的目光。当他给那个腿疼的老汉检查时，旁边一个围观的中年汉子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声对同伴说：“检查个腿能有啥用？上次王瘸子摔断了腿，抬到公社卫生院，不也没接好，落了个残废？还不是得去县里花大钱？”

当他给发烧的孩子听诊时，孩子的奶奶，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眼神里满是怀疑和固执，嘴里念念有词：“娃是冲着山神了，得请神婆收惊才行……吃药管啥用……”

这些零碎的言语和态度，让林春生渐渐明白了石头坪这种冷淡和疏离的根源——极度的贫困、闭塞导致的对现代医学的陌生、不信任，甚至掺杂着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和迷信思想。 在这里，医生的权威，远不如神婆或所谓的“祖传偏方”。

这是一个比路途艰险更严峻的考验。他们带来的药品和知识，在这里遭遇的是一堵无形却厚重的“观念之墙”。

中午，集中讲课的时候到了。石支书勉强又喊了几声，屋里稀稀落落地坐了不到二十个人，大多是老人和妇女，青壮年几乎没来。

林春生站在前面，看着下面那些或茫然、或怀疑、或纯粹是来看热闹的面孔，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照本宣科地讲“海姆立克法”或“外伤处理”，在这里可能收效甚微。

他改变了策略。

他没有先讲急救，而是从最贴近他们生活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入手。

“乡亲们，咱们石头坪，石头多，地薄，日子过得不容易。”林春生声音放缓，带着理解和共情，“冬天冷，烧炕取暖，烧柴做饭，屋里难免有烟。大家有没有觉得，冬天咳嗽、眼睛不舒服的人特别多？娃娃也容易感冒？”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下面有人小声附和：“是啊，一冬天咳个不停。”“烟呛得人直流泪。”

“这就是了。”林春生顺势引导，“烧炕烧柴的烟里，有很多看不见的脏东西，吸到肺里，时间长了，肺就伤了，就容易咳嗽、生病。娃娃的肺更嫩，更容易受影响。所以，咱们取暖做饭的时候，要记得留个门缝、窗缝，让烟能出去，新鲜空气能进来。这不需要花钱，就是习惯改一改，对全家人的身体都有好处。”

他讲得具体，没有大道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建议。下面有人开始点头，低声议论。

接着，他又讲到冬天吃水。“咱们这儿吃山泉水、井水，干净。但挑回家的水，水缸要盖好，水瓢要专用，别用喂猪喂鸡的瓢舀人喝的水，容易把病菌带进去，拉肚子。”

这些最基础、最朴素的卫生常识，在这里恰恰可能是盲区。林春生用最直白的语言，掰开了揉碎了讲。

然后，他才讲到疾病。他没有直接否定“冲撞山神”或“请神婆”，而是说：“娃娃发烧，原因很多。着凉了会发烧，感染了病菌也会发烧。咱们先试试物理降温和安全的退烧药（他拿出带来的少量退烧药做展示），如果退了，可能就是着凉；如果反复烧，或者烧得抽风，那就必须赶紧找医生，可能是更严重的感染，耽误不得。请神婆如果能让孩子安静下来不哭闹，也算一种安慰，但退烧治病，还得靠药和医生。”

这种不直接冲突、而是提供“并行选择”和“风险提示”的说法，显然更容易被接受。那个怀疑的老太太听着，眼神里的固执似乎松动了一些。

讲到外伤，林春生更是直接拿李建国手上那个新鲜的伤口做例子。“大家看，李医生刚才爬山划伤了。咱们用清水洗干净（他让李建国现场演示），再用这个碘伏擦一下（演石消毒），最后用干净布包起来。为什么要用干净的？因为石头、土里有很多看不见的脏东西，包在伤口里，伤口就会红肿、流脓，好得慢，还可能发烧。以前有人用烟丝、草木灰捂伤口，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反而更坏事。”

亲眼所见，加上简单明了的解释，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围观的人看着李建国手上那个被规范处理过的伤口，窃窃私语。

林春生也趁机讲解了最关键的“气管异物”急救法，依然是用示意图和现场演示（用李建国当模特）。他特别强调：“这个法子，是为了在送医院路上抢时间，救命用的！不是治病的！用了之后，不管有没有效，都必须马上送医院！”

整个“讲课”过程，林春生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更像是拉家常、分享经验。他回答每一个问题，哪怕问题听起来有些“愚昧”，也耐心解释。李建国和小张也在一旁帮忙，小张还主动给几个围观的妇女示范如何给孩子测量体温（用体温计）。

气氛，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了许多。虽然仍有怀疑的目光，但至少，愿意听、愿意问的人多了起来。

下午继续看诊时，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来看病的人稍微多了一些，除了小毛病，也有了几个真正需要关注的病例：一个长期腹痛待查的妇女，一个疑似风湿性关节炎关节严重变形的老人。林春生都给予了仔细的检查和合理的建议（转诊或进一步观察）。

更让林春生触动的是，临走时，那个一开始最怀疑的老太太，抱着退烧后精神稍好的孙子，迟疑地走到他面前，小声问：“林医生，你给的这药……娃吃了真没事？不用……不用再请人看看？”

林春生蹲下身，摸了摸孩子还有些发热的额头，温言道：“大娘，这药是治发烧的，按我说的吃，多喂水，注意保暖。如果明天还烧，或者孩子精神特别差，您就让家里人赶紧带他下山，去公社卫生院或者找我也行。请人……您要是心里不踏实，温温也行，但别耽误了孩子吃药看病。”

老太太看着他平和而诚恳的眼睛，又看了看怀里睡着的孙子，终于点了点头，拿着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石支书送他们到村口，脸上的表情也缓和了不少，甚至带着一丝歉意：“林医生，你们……辛苦了。咱们这儿地方偏，人倔，见识少，以前也来过医生，可能……有些误会。今天你们讲的，实在，在理。”

“支书您客气了。我们就是来服务的，讲得不对、做得不好的地方，您和乡亲们多提意见。”林春生真诚地说。

回程的下山路似乎比来时轻松了一些，但三人的心情却更加沉重而复杂。

“林医生，这里的人……怎么这样？”小张忍不住问，带着委屈和不解。

“不是他们‘这样’，”林春生望着暮色中逐渐远去的石头村落，缓缓道，“是贫穷、闭塞和缺乏教育，让他们‘只能这样’。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卫生常识、医疗观念，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从未接触过的陌生世界，甚至可能与他们的传统认知冲突。改变观念，比治疗疾病更难，也更漫长。”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而坚定：“但正因为难，才更需要我们来做。今天，我们可能只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疑惑的种子，或者只是推开了一道细微的门缝。但只要有光透进去，总有一天，种子会发芽，门会打开得更大些。这就是我们下乡的意义。”

李建国和小张默默点头，心中的委屈化为了更深的责任感。

石头坪的考验，让他们见识了基层医疗工作最坚硬、也最真实的一面。前路依然崎岖，观念的高山依然横亘。但这一次直面“顽石”的经历，让他们对“医者”的使命，有了超越技术层面的、更深刻也更悲悯的体悟。

星光开始点缀夜空，照亮了他们返回卫生院的山路。虽然身体疲惫，但他们的脚步，却因这份沉重的收获而变得更加坚定、沉稳。田间课堂的第二讲，在观念的碰撞与艰难的沟通中结束，却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希望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