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老城区的雨,总带着股砖缝里渗出来的湿冷。林疏月踩着积水,走进巷口那家快要拆迁的旧货市场时,裤脚已经沾满了泥点。作为《海城都市报》灵异版块的记者,她盯着手里的线索——近一个月,三个年轻人接连离奇死亡,死状一模一样:面带惊恐,双目圆睁,手里死死攥着一张泛黄的戏票,票根上印着“玉春班”三个字,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五。
“就是这了。”摊主是个缺了门牙的老头,指着角落里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盒,“这玩意儿是上周收的,原主是个拆迁户,说挖地基时挖出来的。你要的话,五十块拿走。”
木盒上雕着缠枝莲纹样,锁扣是黄铜的,已经锈迹斑斑。林疏月打开盒子,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张叠得整齐的戏票,和一盘黑色的卡式磁带,磁带壳上用朱砂写着“玉鸾”二字,红得像是凝固的血。
她将信将疑地把东西带回报社。加班到深夜,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个人,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敲打在玻璃上,发出“噼啪”的声响。林疏月鬼使神差地找出老式录音机,将磁带放了进去。
磁带转动的瞬间,没有预期的戏文,只有一阵刺啦的杂音,像是指甲在刮擦生锈的铁板,夹杂着微弱的风声和女人压抑的呜咽。林疏月皱了皱眉,正想关掉,杂音突然消失,一段凄婉的评剧唱腔流淌出来——调子起初哀怨缠绵,像是深闺女子的低诉,可唱到“良辰美景奈何天”时,唱腔骤然扭曲,高音拔尖得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尾音拖曳着细碎的嘶吼,听得人耳膜发疼。
唱腔戛然而止的瞬间,一阵尖锐的勒颈声刺破寂静,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和男人的怒吼:“你竟敢通敌日寇!看我不撕了你!”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布料摩擦的窸窣声,还有一串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像是有人拖着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潮湿的地面上留下黏腻的痕迹。
林疏月浑身发冷,指尖颤抖着按下停止键,可录音机像是卡了壳,依旧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铃声不是报社的座机铃声,正是刚才磁带里那段扭曲的评剧调子,循环往复,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
“叮铃——叮铃——”
林疏月的心脏狂跳起来,她盯着闪烁的来电显示,上面没有号码,只有两个血红的字:“玉鸾”。
她颤抖着拿起听筒,里面没有声音,只有和磁带里一样的呜咽声,冰冷的气息顺着听筒钻进来,带着股霉味和淡淡的腥甜,让她浑身汗毛倒竖。“谁……谁在那里?”
“还我清白……”一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响起,怨气重得像是浸了冰水,“七月十五,戏班后台……我的戏服……”
话音未落,电话突然挂断,听筒里只剩下忙音。林疏月瘫坐在椅子上,冷汗浸透了后背。她拿起那张戏票,借着台灯的光仔细看,票根背面竟有一行细小的字迹,像是用指甲刻上去的,边缘还沾着暗红的痕迹:“苏玉鸾,含冤而死,寻仇七载,午夜必至。”
第二天一早,林疏月就跑到市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的资料。果然,在民国二十六年的报纸上,她找到了一则不起眼的新闻:玉春班名角苏玉鸾,因被班主李某污蔑通敌,于七月十五中元节当晚,在戏班后台被勒死,尸体下落不明,李某随后携款潜逃,从此杳无音讯。
“玉春班的旧址,就是现在的老城区拆迁工地。”档案馆的老管理员叹了口气,指尖划过泛黄的地图,“听说那地方邪性得很,拆迁队好几次动工,都遇到怪事——挖掘机突然熄火,工人夜里看到白影飘过去,还有个小伙子偷偷溜进去捡破烂,出来后就疯了,嘴里一直喊‘戏服缠人’‘饶命’。”
林疏月决定深入调查。她来到拆迁工地,工地外围拉着警戒线,里面杂草丛生,几间残破的戏班后台还没被拆除,墙体斑驳脱落,露出里面发黑的砖,窗户破碎不堪,像是黑洞洞的眼窝。
“姑娘,别进去!”守工地的老头拦住她,手里的手电筒光柱颤抖着,“这地方太阳一落山就阴气重,前几天还有人看到后台窗口飘着件红戏服,风一吹就动,像是有人穿着它似的。”
林疏月拿出记者证,好说歹说才说服了老头。走进后台,一股浓重的霉味和腥甜气扑面而来,地上散落着破旧的戏服和道具——褪色的水袖拖在地上,沾着黑绿色的霉斑;木质的发簪断成两截,上面还缠着几缕干枯的发丝;最显眼的是一件挂在墙角的红绸戏服,领口和袖口绣着缠枝莲,可布料已经发黏发腐,多处被虫蛀出破洞,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衣摆处还沾着暗红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摸上去冰凉黏腻。
她注意到,墙角的砖块有松动的痕迹,缝隙里嵌着几缕暗红色的丝线,和红戏服上的绣线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起,还是那段扭曲的评剧铃声。来电显示依旧是“玉鸾”。林疏月接通电话,里面的声音变得凄厉尖锐,像是指甲刮过玻璃:“我的尸体……在墙里……帮我挖出来……我的戏服……沾了我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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