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自习的下课铃还憋着最后一口气,高二七班的课桌就已哗啦作响。罗勇把厚重的数学练习册胡乱塞进双肩包,拉链卡着页角,他拽了两下才扯紧,书包坠得肩膀发沉——里面还塞着妈妈早上给的冷馒头,硬邦邦硌着腰。前排的苏晓婷拽着书包带冲向后门,帆布鞋踩在走廊瓷砖上,敲出一串急促的鼓点,嘴里还喊着:“罗勇,快点!晚了又得等半小时!”
没人厌学,所有人都在抢那几辆校门口的公交车。晚一步,就得在深秋的冷风里缩着脖子等,运气差的话,还得被摩的司机漫天要价。罗勇跟着人流冲下楼,教学楼下的光影里,高一的学弟学妹已经嘻笑着往校门狂奔,他咬咬牙加入冲刺,书包砸在后背,像块浸了水的铅块,每一步都震得肩胛骨发酸。
校门口的街道被车灯晃得明晃晃的,几辆公交车排成长龙,司机探出头扯着嗓子喊:“红旗街、农贸市场方向的赶紧上!满座就走!”摩托车在车流缝隙里钻来钻去,尾气混着街边烤红薯的甜香、麻辣烫的辛辣气,呛得人鼻子发痒。罗勇瞥见第一辆公交车已经挤得贴了窗,第二辆也站满了人,眼疾手快扑向第三辆刚停稳的车,扒着车门挤上去,最后一个靠窗空位刚被屁股占住,司机就砰地关上了门。
车厢里混着汽油味、学生身上的汗味,还有后座老太太带的腌菜味,罗勇刚松口气,手肘就碰到了座位缝里的硬物。他低头一瞅,是部智能手机——红米Note8,粉色硅胶壳上印着碎小的白菊,壳子边缘磨得发毛,屏幕碎了一角,像道没愈合的疤,机身还带着点残留的体温,又倏地透出一股阴冷,顺着指尖爬上来,像攥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
他本可以大大方方拿在手里——现在学生们的手机型号五花八门,旧款红米根本不起眼,司机绝不会怀疑这是他捡的。但那股莫名的阴冷让他心里发毛,指尖颤了颤,趁司机转头喊“往后挪挪”的功夫,悄悄把手机塞进校服裤兜,还往里按了按,生怕被旁边的人看见。裤兜贴着大腿,那点凉意却像针似的,扎得他腿肚子发紧。
不到一分钟,下课铃终于炸响,教学楼里涌出黑压压的学生,像潮水似的扑向车辆。怪事却发生了:大半同学挤向前面的两辆公交车,只有零星几个买菜的老人和两个女生上了他这辆。罗勇苦笑,转念想到兜里的手机,又觉得捡了天大的便宜——妈妈在水泥厂上班,每月工资才两千五,家里连给他买个二手老年机的钱都挤不出来,更别说智能手机了。他摸了摸裤兜,手机安安静静躺着,那点阴冷却又漫上来,像有只看不见的手,隔着布料贴着他的腿。
公交车晃晃悠悠开走,沿途上了几个挎着菜篮的老人,十分钟后到了红旗街路口,罗勇跳下车。夜风卷着农贸市场的腥气扑过来,烂菜叶的馊味混着猪肉摊的油腻,还有拐角老槐树的腐叶味,他裹紧外套沿着老街墙根走。墙根的青苔滑腻,路灯隔三差五坏一盏,昏黄的光线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歪歪扭扭,总觉得影子后面还跟着个更淡的影子,回头却只有晃悠的野猫,绿眼睛亮得吓人,蹲在垃圾桶上盯着他,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
他家在糖酒公司的老家属楼五楼,这栋建于七十年代末的旧楼,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罗勇摸黑爬上去,楼梯扶手锈得掉渣,蹭得手心发痒。妈妈还在水泥厂加班,屋里冷清清的,只有冰箱嗡嗡作响,白炽灯的光昏昏黄黄,落在掉漆的餐桌上,映出几道裂纹。
他把手机搁在桌上,找了根旧充电线插上——居然还能充上电!屏幕亮起来的瞬间,罗勇吓了一跳:壁纸不是风景也不是人物,而是农贸市场拐角的歪脖子槐树,树下摆着个裂了口的青花坛子,坛子口对着镜头,像张要吞人的嘴。他咽了口唾沫,试着按了解锁键,指纹解锁没反应,弹出了数字密码框,像个等着他钻进去的陷阱。
试了自己的生日1005,屏幕抖了抖,跳出“密码错误”;试了妈妈的生日0312,还是错;最后鬼使神差输了老街的门牌号8305,咔哒一声,解锁了。
相册里的照片不多,却看得罗勇后颈的汗毛全竖起来:第一张是他家阳台,晾着妈妈上周刚洗的碎花床单,床单被风吹得飘起来,像个站着的人影,拍摄时间是三年前的中元节凌晨两点——那天罗勇明明和妈妈在舅舅家,阳台根本没人;第二张是农贸市场的猪肉摊,杨叔背对着镜头,正在往肉里注水,旁边的老张叉着腰骂,唾沫星子快溅到镜头上;第三张更瘆人——是这辆公交车的内部,拍摄角度就在他昨晚坐的位置旁边,照片里的他正低头捡手机,镜头后面,有只苍白的手搭在座椅背上,手指细得像枯柴,指甲缝里还沾着泥;还有一段十秒的短视频,拍的是槐树下的土被人刨开,露出半截穿着蓝布褂的胳膊,背景里有个男人的低吼:“再举报我,这就是你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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