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铸鼎 第11章 成康之治：刑措不用的真相

洛邑的宫殿里，熏香的味道盖过了新夯泥土的土腥。年轻的周康王姬钊，刚刚结束一场朝会。他坐在父亲成王曾经坐过的位置，下面站着他的叔父、老臣，以及来自四方诸侯的使者。殿外阳光明亮，蝉鸣如织，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甚至有些……过于安静了。

史官在竹简上刻下这样的字句：“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刑错（措）不用”——刑罚被搁置起来，四十多年用不上。多么美好的画面！没有犯罪，没有纠纷，四海升平，路不拾遗。这几乎成了后世儒家心中，仅次于尧舜禹禅让的黄金时代模板。

但坐在王座上的康王，或者任何一个身处那个时代、稍微了解内情的人，如果听到这句评语，嘴角或许会浮起一丝复杂的、不易察觉的苦笑。

刑措不用？ 那或许不是因为天下人突然都变成了道德完人，而是因为，维持秩序的，早已不只是监狱和刀斧了。

一、被美化的财报：一张过于漂亮的成绩单

首先，我们得承认，“成康之治”确实是个相对稳定和成功的时期。

它接续了周公东征后平定的大局，消化了分封制初步铺开的红利，享受了洛邑建成后战略主动的收益。王室权威如日中天，诸侯大体恭顺。比起之前血流漂杵的牧野、兄弟阋墙的三监之乱，和后来危机四伏的昭穆时代，这四十多年，堪称难得的太平窗口。

但“刑措不用”这个词，就像一份被过度美化的年度财报，只呈现了完美的净利润，却隐去了维持运营的巨额成本、潜在的坏账和高压下的“财务技巧”。

二、审计第一项：财政与征发——沉默的“力役之刑”

刑罚不用，力役呢？

成周洛邑的城墙是谁夯的？王畿内的宫殿、道路、沟渠是谁修的？诸侯国初建时，那一座座卫城、宫室、宗庙，又是谁流的汗？

是民，是那些被称为“庶人”的普通百姓，以及大量的战俘、奴隶（“臣妾”）。

《诗经》里有些描写周初农夫生活的诗篇，如《豳风·七月》，展现的是一幅按部就班、但绝不清闲的图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还要为“公子”们打猎、修屋、凿冰、祭祀。这背后是一套严密的力役征发制度。

虽然这不叫“刑”，但它对普通人的生活约束和身体消耗，可能比偶尔发生的犯罪惩罚更加持续和沉重。所谓“安宁”，对底层而言，很可能意味着在既定轨道上的、无声的劳碌，而非个人自由的扩大。这更像是一种 “秩序下的疲惫” ，而非“道德自觉的祥和”。

三、审计第二项：司法与礼制——无处不在的“软性栅栏”

那么，民间真的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吗？不可能。土地划界、水源争夺、盗窃伤害，任何时代都有。

为什么史书感觉不到“刑”的存在？因为大量的社会矛盾和越轨行为，在到达国家刑罚机关之前，就被另一套更庞大、更细密的系统过滤和消化了。这套系统就是宗法礼制。

在一个典型的周代封国或贵族采邑里：

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纠纷，由族长、家长依据“孝”、“悌”等伦常内部解决。家法，就是最早的“庭前调解”。

同族内部的财产、婚姻、继承矛盾，由宗子（大宗族长）裁决。他的权威来自血脉和祭祀权，他的裁决往往比官府判罚更有效力，也更能维护家族整体利益（“家丑不外扬”）。

贵族之间的争执，有朝觐、会盟、聘问等一系列礼仪场合可以沟通、仲裁，甚至用符合“礼”的决斗（如射礼）来解决。“礼”规定了几乎所有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从怎么吃饭（列鼎制度）、怎么穿衣（服色纹饰）、怎么结婚（六礼），到怎么祭祀、怎么出兵。违背了“礼”，就是“失仪”、“非礼”，会遭到整个贵族社交圈的鄙视、排斥和制裁。这种社交性死亡和荣誉破产的惩罚，对于看重面子和地位的贵族来说，有时比肉刑更可怕。

所以，不是没有惩罚，而是惩罚的形式变了。从官府的“刑书”，变成了家族的“家规”、乡里的“舆论”和贵族圈的“礼仪审判”。国家暴力机器（刑）看似休眠，是因为社会自我约束系统（礼）在高效运转。 这是一种成本更低、渗透更深、也更稳定的治理方式。它把维护秩序的责任，分散给了每一个家长、族长、封君。

四、审计第三项：军事与威慑——边疆的“例外状态”

“刑措不用”的宁静，主要描绘的是 “中国”（王畿及核心诸侯区） 的景象。在边疆，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成王晚期、康王时期，对四方并非没有征伐。康王时的小盂鼎铭文，就记载了对鬼方的大规模战争，俘获人口、车马、牛羊无数。对东夷、荆楚的威慑也从未放松。

这些军事行动，本质上是对外部的 “大刑” ，是王朝暴力的对外宣泄。它保证了内部的“安宁”不会被外敌打破，也时时提醒所有诸侯：王室虽然不用“刑”于内，但拥有随时可以启动的、可怕的终极暴力能力。

内部的“礼治”温情，是建立在外部“武功”威慑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边疆将士的刀口舔血，何来中原腹地的岁月静好？

五、审计第四项：意识形态与天命——“最大的维稳装置”

最根本的“刑措不用”原因，可能在于意识形态的成功。

经过文王、武王、周公三代人持续构建，到成康时期，“天命在周”和“礼乐秩序”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统治阶层，并开始向整个社会渗透。

对于贵族和诸侯来说，服从周礼、尊奉王室，不仅仅是害怕惩罚，更是一种 “政治正确”和“文化自觉” 。他们相信（或至少公开宣称相信）这套秩序是“天道”的体现，违背它不仅在政治上危险，在道德和文化上更是“野蛮”的。

对于平民，他们生活在由层层贵族和礼法编织的网格中，上升通道狭窄，反抗成本极高。安于被安排好的角色（农夫、工匠），完成被规定的义务（力役、贡赋），是最现实、风险最低的生存策略。

当大多数人都接受并内化了游戏规则，公开的、需要动用国家刑罚的“违规”行为自然会大大减少。这时的“刑措不用”，反映的不是人性的完美，而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高度成熟和深入人心。它更像是一种 “秩序内化”后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压抑。

六、真相：一个系统的短暂平衡

因此，“成康之治”的“刑措不用”，其真相可能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特定历史时刻达成的短暂而精巧的平衡：

武力红利：周王室拥有战胜商的绝对军事威望和实力，压得住场面。

制度初创：分封制和宗法制初步成型，将社会有效分层和固化，减少了流动性带来的冲突。

文化构建：“天命”、“礼乐”的意识形态叙事成功，提供了统治的“合法性软件”。

利益分配：分封初期，蛋糕足够大，各方（王室、姬姓诸侯、功臣诸侯）大体满意，矛盾未激化。

外部压力：对外征伐和防御，转移了部分矛盾，也凝聚了内部认同。

这一切，让国家暴力（刑）得以退居二线，让礼仪教化（礼）得以凸显前台。但这平衡极其脆弱。它依赖于王室持续的权威、诸侯的忠诚、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以及一个不断扩张、能提供新利益空间的对外局面。

一旦王室权威衰落（如后续昭王南征失利）、诸侯坐大、礼乐崩坏、外部扩张受阻或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这套依靠“礼”和“软约束”维持的宁静就会迅速瓦解，“刑”乃至更残酷的“兵”（战争），将重新成为历史的主角。

成康时代的宁静，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高强度建构后的短暂休整期。帷幕之下，机器的所有齿轮仍在咔咔转动，只是声音暂时被刻意调低了而已。

（第十一章完）

成康盛世的宁静帷幕，最终被南方传来的一声闷响撕裂。继位的周昭王，承载着父祖的辉煌，也背负着扩张的压力，将目光投向了长江流域那片迷雾笼罩、盛产铜锡的“金道”——楚国。然而，等待他的不是新的荣耀，而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惨败，和一句在青铜铭文与后世史书间闪烁其词的死亡判决：“昭王南征而不复”。下一章，拨开楚地的迷雾，拆解“胶船”的 engineering failure（工程失败）谜题，看一位天子的陨落，如何成为西周盛世的第一道深刻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