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一章,被青铜礼器那套组合拳震得不轻——又是饕餮瞪眼,又是鼎簋(guǐ)列队,沉甸甸、响当当,把权力的“硬核”演绎得淋漓尽致。可您要是以为商朝人只会玩这种“重金属”,那可就小瞧他们了。在青铜那夺目的金光与轰鸣的铸造声之外,还有一种更温润、更幽微,却也更深邃的力量,一直静静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与信仰里。那就是玉。
如果说青铜器是王朝在宗庙与宴飨之上,发出的威严的、公开的、仪式化的宣告,那么玉器,就更像是贵族阶层乃至王室成员,贴身佩戴的、用于私密沟通与身份标识的“细语”。这一“嚷”一“喃”,一外一内,刚柔并济,共同编织了商代社会的权力与信仰网络。
玉这玩意儿,可比青铜“资历”老太多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江南的良渚文化,咱们的远古先民就已经把玉琢磨(zuó mo,此处指雕琢)得神乎其神。良渚那些玉琮(cóng) 和玉璧,被普遍认为是通天礼地的神器。商朝人,可以说是这股悠久传统的“超级继承者与革新者”。他们接手了这份跨越地域和族群的“文化遗产”,并用更高级的工具(可能是青铜砣具加解玉砂)和更复杂的观念,把它推向了新高峰。
那为啥是玉,而不是更闪亮的宝石或更常见的石头呢?这得从古人对玉的“人设”说起。
老祖宗对玉的看法,那可神了。《说文解字》里解释“玉”字,说它是“石之美者,有五德”。哪五德?仁、义、智、勇、洁!瞧瞧,直接把人间最高的道德标准,全扣在一块石头上了。这当然是后世儒家系统化的说法,但根源在于玉的物理特质恰好契合了古人的宇宙观和道德想象:它温润有光泽,好比“仁”;质地缜密坚硬,可比“智”;有棱角但不伤人,类似“义”;宁折不弯,是为“勇”;瑕不掩瑜,污不遮光,正是“洁”。
在商人眼里,玉更有一层神秘的通灵属性。它生于山川,汲取天地精华,质感又介于石头与血肉之间,冰凉而润泽,被认为是最适合沟通天地、人神、生死的媒介。所以,《周礼》里记载的那套“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周礼·春官·大宗伯》)的用玉制度,虽然成书于周,其思想源头和早期实践,必然深深扎根于商代,甚至更早。
那么,在殷墟,在这些崇尚“尊神重鬼”的商人手里,玉器主要用来干嘛呢?粗略一分,三大用途:
第一,事神敬祖的“高级道具”。祭祀时,除了青铜器、牺牲、酒醴,玉器也是奉献给神祖的重要祭品,叫“玉献”。殷墟甲骨卜辞里就有“…玉于祖乙…”之类的记载。献给祖先一块美玉,比献一头牛或许更显虔诚和档次,因为这代表着把天地精华所钟之物,献给同样居于天上的先人。
第二,标识身份的“无声名片”。这点和青铜器类似,但更个人化。高级贵族,尤其是王和王妃,生前身后都离不开玉。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755件玉器,种类繁多,有礼器(琮、璧、圭、璜)、仪仗器(戈、矛、威)、日用器(簋、盘)、装饰品(簪、镯、柄形饰),还有大量的动物形佩饰。(《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光是玉戈就出土了39件,这些玉戈绝无实战可能,是一种显示军事统帅权的仪仗器。佩戴什么样的玉,佩戴多少,直接昭示着主人的地位、财富与威仪。
第三,庇护亡灵的“不朽寄托”。这是玉器在商代最核心、也最神秘的用途之一。古人深信“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抱朴子》)。他们认为玉的温润致密,能锁住人的精气,防止尸体腐坏,甚至引导灵魂升天。所以,高级墓葬中,常常出现“玉殓葬”现象:口中含玉(琀),手中握玉,身旁塞玉,甚至用玉片覆盖面部(后世发展成金缕玉衣)。商人希望这些凝聚了天地灵气的玉石,能够护佑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有尊荣,乃至获得永生。
可见,玉在商朝,绝非简单的装饰品。它承继着远古的灵性,包裹着道德的期许,执行着沟通人神的使命,也标定着森严的等级。它是一种比青铜更“内向”、更“柔软”,却也更为古老和本质的文化基因。
那么,这些被赋予如此厚重意义的玉器,在商代能工巧匠手中,被塑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形态?它们又在日常与神圣的场景中,如何被使用、被感受,从而将这种温润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肌理之中呢?
玉在商人眼里,是通灵的宝物、身份的象征、不朽的寄托。可这些深山里的顽石,是怎么变成宗庙里神圣的琮璧、贵族腰间精美的佩饰的呢?这里头的功夫,可一点不比铸青铜省事,甚至更考验耐心和“匠心”。
您想啊,那会儿没有电动工具,没有金刚钻。商代的琢玉工匠,面对的是一套今天看来极其笨拙、缓慢的法子。主要靠“琢磨”二字。怎么琢磨?先选料,可能是来自遥远新疆的和田玉籽料,或辽宁的岫岩玉,通过贸易或贡赋千里迢迢运到殷都。然后,用更坚硬的石头(比如石英石片)“解玉”,顺着纹理切割出大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