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一回盯着那尊沉甸甸的司母戊鼎,琢磨了半天它那八百多公斤的分量里,到底藏着多少工匠的血汗、多少远方的铜锡、多少王家的威风。看明白了鼎,咱心里头大概有了个数:商朝人,特别是武丁这时候的商朝人,玩青铜已经不是图个实用,他们是把这玩意儿当成了一种语言,一种比说话、比写字更结实、更吓人、也更神圣的语言,来说一些顶顶要紧的事儿。
可您要是觉着,武丁和他那帮能人(比如傅说)花这么大力气,就为了造几个大鼎摆着吓唬人,那格局可就小了。鼎啊、簋啊这些礼器,再厉害也是死物件。武丁他们心里头琢磨的,是一套能让整个天下、让子子孙孙都按一个规矩运转的 “活系统” 。这套系统,管着人怎么拜神,怎么祭祖,怎么区分谁贵谁贱,怎么证明他商王坐在那个位子上是老天爷的意思。这套系统,老祖宗手里就有个雏形,到了武丁这儿,他得把它修得更结实、更严密、更独一无二。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礼制改革与宗教体系。
一、从“百神乱舞”到“祖先为尊”
早先的商人,看啥都觉着有神灵。山有山神,河有河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那都是不同的神在忙活。这种“泛灵崇拜”,好处是接地气,哪儿都能拜;坏处是,神太多了,就容易“乱”,显不出谁最大。
武丁时代的宗教改革,一个核心的路子,就是给这满天繁星一样的神灵,排排座次,定定规矩,最后把光芒都聚焦到自家祖先的头上。
您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虽然还记载着祭祀“河”、“岳”、“土(社)”这些自然神,但那个排场、那个频率,跟祭祀先王先妣(bǐ,指祖母或母亲辈祖先)比起来,可差远了。特别是对那些“直系先王”——比如上甲微、成汤、太甲、祖乙这些有大功劳、传下来王位的祖宗——祭祀得那叫一个勤,规矩那叫一个多。用什么牲(牛、羊、猪、犬,甚至还有人)、用多少牲、乐舞怎么跳、祝词怎么念,都有讲究。
这心思很明白:你们各家拜你们的山神河伯,可我商王家的祖先,是跟上帝(甲骨文里的最高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最亲近、最能说得上话的。我们老商家能得天下,不是我们多能打,那是祖宗积了德,上帝给了我们“天命”。现在我们这些子孙,恭恭敬敬地祭祀祖先,祖先一高兴,就去上帝那儿给我们说好话,保着咱商朝风调雨顺、打败敌人。
《诗经·商颂》里,商朝的后人拍祖宗马屁,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商颂·玄鸟》)瞅见没?开篇就把“天命”和祖宗武汤(成汤)紧紧捆一块儿了。这套“祖先配享上帝”的宗教观,经过武丁时代的强化,成了商朝王权最硬的一块神学基石。它把家族的香火,变成了国家的信仰。
二、“祀有等差”:祭祀里的权力金字塔
光突出祖先还不够。祖先也有一大堆,从开国的成汤到刚去世的老王,不能乱拜。武丁时代,一套更精细的 “周祭” 制度被系统地整饬(chì)和固定下来。
啥叫“周祭”?简单说,就是用一个固定的、循环的日程表,按照祖先的世次、即位顺序和庙号(那天干,比如大乙、大丁、祖乙、武丁),轮流地、一个不落地祭祀所有先王先妣。这套系统复杂得让人头晕,得专门有一帮叫“贞人”和“祝”的神职知识分子,拿着谱牒(dié)和日历,才能安排明白。
您可别小看这循环祭祀表。它的政治意味极深:
第一,它强调正统传承。能进这个祭祀谱系的,都是合法继位的先王。那些没当过王或者王位来路不正的,对不起,没你的位置。这就从宗教上给王位继承立了规矩。
第二,它体现亲疏远近。直系先王(父亲、祖父)祭得格外隆重,旁系的就稍逊一筹。这等于把阳间的宗法等级,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阴间。
第三,它展示了 “垄断沟通权” 。只有商王和指定的王室大巫,才有资格主持这套最高规格的祭祀。你想跟最厉害的祖宗和上帝说句话?对不起,渠道被我独家承包了。四方诸侯、各路方国,你们要祈福消灾?要么自己拜拜小神,要么就老实承认我商王是你们和上天之间唯一合法的中间商。
这套严密得像法律条文一样的祭祀制度,就是“礼”的核心部分。它用宗教仪式的外壳,包裹着**裸的权力秩序。孔子后来总结周礼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强调内心的诚敬。可商朝的祭礼,恐怕更看重外在那套不容出错的规矩和排场,因为那规矩本身就是权力。
三、傅说的角色:世俗事务的“礼化”
说到改革,就不得不提傅说。这位从民工里被提拔起来的宰相,他的任务,很可能不止是修路筑城、保障后勤。武丁让他“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尚书·说命》),就是早晚进言,辅助君王之德。这“辅德”里头,一大块内容可能就是如何把国家日常的统治,也“礼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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