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的烽烟,像秋日原上的野火,燃起又熄灭。鬼方的骄横被妇好踩在了脚下,土方的贪婪被王师砸碎了爪牙,羌方的躁动被一道道新夯的土墙挡在了高原,而井方的摇摆与虎方的神秘,也分别在东方与南方,被商人的谋略与耐心编织进了一张若隐若现的网里。
仗,一场接一场地打赢了;路,一条接一条地踏出来了;东西,一车接一车地运回来了。当武丁站在殷都的宫室高台上,环视着他的天下时,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充实。这充实,是堆积如山的铜锭、洁白如玉的龟甲、斑斓的贝币、罕见的朱砂;也是四方诸侯日益恭顺的报表,是边境日益安稳的消息,是王朝威名远播的满足。
但,这种充实,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甜蜜的烦恼。装不下了。
早先的殷都,或者说盘庚刚迁来时那个叫“殷”的地方,更像一个超大型的、永久性的军营兼宗族驻地。它需要容纳王室、贵族、军队、为他们服务的工匠,以及保证这些人不饿肚子的仓廪(lǐn)。可现在不同了。帝国吸吮四方的财富,不再仅仅是保障生存,更要彰显荣耀、实践神圣、维持一部更复杂国家机器的运转。原来的格局,显得逼仄、混乱,配不上一个“世界中央之都”的气象了。
武丁,这位兼具雄才大略与精细头脑的君王,和他的得力臂膀傅说,必然进行过不止一次关于“首都改造”的深谈。这改造,绝非简单的扩建几间宫室,而是要有一种宏大的、秩序井然的总体规划。他们要建造的,不再只是一个王权的堡垒,更是一个礼制的范本、权力的剧场、文明的核心展台。
于是,在洹(Huán)河两岸这片被选中的土地上,一场持续数十载、规模空前的大营造,静默而坚定地展开了。它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设计图,却将设计者的雄心与智慧,凝固在了泥土与基址之中,等待三千年后的铲子来解读。这就是后世所知的——殷墟。
首先,是地址的再确认与升华。
盘庚迁殷,当初看中的可能是此地“背山面水”的防御之利与生存之便。背靠太行余脉,有险可依;面临洹河,有水源、渔猎之利和交通之便;周围是广阔的平原,利于农耕。到了武丁盛世,这些优点不仅仍在,更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地理含义。
这里,真正成了 “天下之中”的象征性中心。向北,可通过太行陉(xíng)道辐射山西,连通对抗鬼方、土方的北方战线;向西,可沿黄河谷地连接关中,把控羌方方向;向东,是广袤的华北平原,直抵东海;向南,则可经豫南通道,遥望江汉。它不再偏安一隅,而是像一个强有力的心脏,通过初步成型的道路与情报系统,将搏动的力量,传向帝国的四极。这种“中心感”,是强盛王朝才有的心理坐标与地理自信。
接着,是都城骨架的奠定:中轴与分区。
漫步今日的殷墟遗址,最震撼现代考古学家的,不是某一座单独的宫殿,而是那片庞大遗址区所呈现出的、清晰的 “规划感” 。虽然不像后世长安、北京那样有笔直的经纬大道,但殷墟的布局,已脱去了早期聚落的随意性,呈现出强烈的功能分区意识。
整个都城,大致以洹河为界,河南岸是 “阳” ,是生者的王国,是政治与生活的中心;河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是 “阴” ,是死者的世界,是王陵区。这一生死隔河相对的格局,本身就充满了庄严的宇宙观意味。
而在南岸的“生者区”,核心便是小屯村东北地的宫殿宗庙区。这里是都城的“心脏”。考古揭露出的五十多座建筑基址,并非杂乱无章地堆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甲组基址,位于最北部(靠近洹河),多东西向,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被认为是商王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典礼的朝堂宫殿区。想象一下,武丁在此接受四方朝拜,发布征战命令,决策国家大政。
乙组基址,位于甲组之南,建筑形制尤为奇特,有的呈“凹”字形,有的有大量的祭祀坑(埋有牲人、牲畜、车马),这被认为是宗庙祭祀区。这里是王朝与祖先、神明沟通的核心圣地,那些刻辞甲骨,大多便出土于此地或周边窖穴。生杀予夺的占卜,祈求丰年的祭祀,都在这里进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的物理中心,就在于此。
丙组基址,位于乙组西南,规模较小,排列较规整,可能是王室寝宫或宗族居住区。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建筑群,虽然受地形和前后期改建影响,没有形成一条绝对笔直的轴线,但一条隐约的南北向轴线已然存在。重要建筑沿此轴线左右大体对称布置,主要门址向南开辟。这条看不见的“中轴线”,是王权“居中驭外”观念的物化,是秩序感的源头。它像一根脊梁,撑起了整个都城的礼仪空间。后世中国都城宫城“面南背北、中轴突出”的规划灵魂,在此已开始强劲地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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