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的春天,来得迟,也来得惨淡。渭河两岸的柳树勉强抽出些黄绿的芽,田垄间却少见人影,只有被野火燎过的焦黑痕迹,和偶尔可见的、未被掩埋干净的残缺白骨,提醒着人们去岁那场浩劫。
在镐京西边不远,一个叫携的地方(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可能在今陕西户县附近),几座勉强修葺过的宫室里,飘出了稀疏的炊烟。这里没有镐京王城的恢弘,更像一个临时加固的贵族庄园。但在这里,一个新的朝廷,正试图在一片废墟上,撑起一面旧的旗帜。
旗帜下坐着一位年轻人,或者说,一个大孩子——王子余臣。他是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或许比被废的太子宜臼年幼,生母可能地位不高。在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褒姒被掳的那场巨大混乱中,他没有跟随父亲逃往骊山,或者侥幸躲过了搜捕。此刻,他被一群神情肃穆、甲胄染尘的老臣簇拥着,头上戴着一顶显然不太合尺寸的冠冕。
拥立他的,是以虢(guó)公翰为首的一批西周王畿内的旧臣和贵族。这些人,是宗周社稷最后的“守墓人”。
一、两个“周王”的诞生:合法性对决
就在骊山烽火熄灭、镐京余烬未冷之际,华夏大地的政治光谱上,几乎同时亮起了两个都自称“周天子”的光点。
东边的光点:平王宜臼。
地点:申国(今河南南阳),后迅速东迁至雒邑(洛邑)附近。
拥立者:申侯,及其盟友缯侯、许侯等,可能还包括一些早早东迁的畿内贵族(如郑国部分势力)。
合法性叙事:
嫡长子正统:我是幽王元配申后所生,名正言顺的太子!幽王受妖妃褒姒蛊惑,废嫡立庶,违背礼法。我的废黜本身就是非法的。
为国除害:我外公申侯联合诸侯,诛杀无道昏君(幽王)和祸国妖妃(褒姒),是“清君侧,安社稷”的正义之举。(至于勾结犬戎?那是“借用”外力,细节可以模糊处理。)
天命所归:幽王失德,戏弄烽火,天命早已弃之。我乃嫡长,复位乃天命所向。
这套说辞,占据宗法礼制的制高点,听起来堂堂正正。但它有一个致命软肋:与弑父者(申侯)和外敌(犬戎)牵连过深。在极端重视孝道和“华夷之辨”的周代,这是难以彻底洗刷的“原罪”。许多老派贵族内心是鄙夷和不接受的。
西边的光点:携王余臣。
地点:携地(宗周故地)。
拥立者:虢公翰等留守王畿的世卿旧族。
合法性叙事:
扞卫宗庙,延续国祚:镐京虽破,宗周未灭!我等坚守先王故土,在王室陵寝和宗庙附近拥立新君(余臣),才是真正延续文王武王之祀,不让祖宗血食断绝。
反对篡逆,肃清朝纲:申侯引狼入室,弑杀天子,形同篡逆!宜臼得位不正,乃“弑父者之外孙”,有何资格继统?我们才是王道正统的扞卫者。
仇耻未雪,何以东迁:犬戎杀我天子,毁我都城,此乃国仇家恨,不共戴天!此时不思收复旧都、报仇雪耻,反而丢下宗庙社稷东逃,是懦弱与背叛!我们要留在西土,积聚力量,光复宗周!
这套说辞,主打悲情坚守和血仇未报,情感上能打动很多对宗周有深厚感情、对犬戎有切齿之恨的旧贵族和军民。但它也有硬伤:实力弱小,且拥立的王子并非嫡长,在宗法上稍逊一筹。
《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也佐证了这一分裂局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指携王余臣)而立其弟。” 这些出土文献证实,“二王并立”不是后世编造,而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残酷政治现实。
二、携王朝廷:夹缝中的艰难维系
携王余臣的朝廷,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寒酸、最悲壮的“中央政权”之一。
政治资本:
一批忠心但可能迂阔的老臣:如虢公翰,世代为周室卿士,与王室利益深度绑定,他们的忠诚无可置疑,但能力和视野可能已跟不上剧变的时代。
部分王畿残存的军民:那些无法或不愿东迁的贵族、士人、平民,他们家园被毁,仇恨满腔,是携王政权的基本盘和兵源。
“大义”名分:坚守故土、复仇雪耻的口号,在道义上有其感召力。
现实困境:
经济凋敝:关中经此大乱,生产破坏严重。携地小,资源有限,又要养活朝廷和军队,财政捉襟见肘。
强敌环伺:东边,是占据大义名分、获得更多诸侯形式承认的平王集团。西、北两面,是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劫掠的犬戎等部落。携王政权处在夹缝之中,生存压力巨大。
诸侯观望:大多数诸侯对这场王室内战持观望态度。他们可能同时向两边派遣使者,保持暧昧,伺机而动。真正铁心支持携王的诸侯恐怕不多,且实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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