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何子谦、赵靖云、陈绍安、林秀珍,这些在云南跺一跺脚都能引来一方震动的人物,此刻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眼中的震惊、困惑、乃至于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都交织在一起,投向窗边那个男人的背影。
他们预想过千百种可能。或许是雷霆震怒,当场下令调集军队,开赴烟区,用枪炮和刺刀强行铲除那些罪恶的花朵。或许是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填补那百分之八的财政窟窿。甚至,或许是一场席卷整个官场的清洗,追究那些与鸦片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官僚。
但他们谁也没想到,林景云的命令,会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请一个商人。
加印十万册书。
这两件事,与那片足以动摇国本的罂粟花海比起来,就像是投入怒海的两颗石子,连一圈像样的涟漪都激不起来。
可正是这种不合常理的平静,才最令人心悸。它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他们无法揣测的深意,一种超越了眼前困局的、更为宏大的布局。
秘书领命而去,脚步声在死寂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
林景云没有转身,依旧负手立在窗前。他的目光穿过玻璃,越过总督府的院墙,投向这座正在他手中焕发生机的城市。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那是工业的脉搏;街道上,隐约可见来往的车辆与行人,那是商业的血液。
一切都欣欣向荣。
然而在这片繁荣之下,却潜藏着一个正在溃烂流脓的巨大伤口。那个伤口,就是鸦片。
他的思绪,如同一只挣脱了束缚的鹰,瞬间飞越了两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金桂飘香的秋日。
一九二二年,重阳。昆明,翠湖。
那天的阳光,不像夏日那般灼人,也不似冬日那般吝啬,暖洋洋地洒在人身上,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湖边的桂花树开得正盛,馥郁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甜得让人心醉。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庾恩锡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正式挂牌开业了。
厂址选在昆明城郊的普吉村,那里地价便宜,又临近交通要道。为了这座工厂,庾恩锡几乎是孤注一掷,变卖了祖上传下来的好几处田产和铺面。庾家在昆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望族,他这个举动,在家族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长辈们痛心疾首,骂他是败家子,是疯子。
庾恩锡没有辩解。
开业那天,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长衫,头发用发蜡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他没有像传统商家那样在门口挂满红绸,摆上香案,祈求财神爷的保佑。他的厂门口,只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两排穿着统一蓝色工装的工人,精神抖擞地站着。
另一样,是一台从厂房里特意搬出来的,崭新的德国造卷烟机。那机器通体漆黑,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充满了力量感。
前来道贺的宾客,大多是昆明商界的名流士绅。他们看着那台狰狞的铁家伙,脸上都带着几分好奇与不解。
“晋候兄,你这是……唱的哪一出?”一个与庾恩锡交好的富商,姓钱,他绕着那台机器走了两圈,伸手摸了摸上面冰凉的铜质标牌,语气里满是惊讶,“这铁疙瘩,就是你说的那个……能吐金子的宝贝?我瞧着,怎么比英国人卖给‘老刀牌’烟厂的还要新式些?”
庾恩锡,字晋候。他闻言,哈哈一笑,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
“钱老板,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庾恩锡拍了拍那台机器,眼神里满是珍爱,“它不止比英国货新,还比英国货便宜了整整三成!这叫‘德意志制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递了过去。
烟盒是土黄色的硬纸板做的,手感坚实。正面,是两个遒劲有力的烫金大字——“重九”。左下角,用极小的楷书印着一行字:“纪念云南重九起义”。
钱老板接过烟盒,翻来覆去地看,啧啧称奇:“重九……好名字,有气魄!晋候兄,你这是要把爱国两个字,刻在烟卷上卖啊!”
“何止是刻在烟卷上?”庾恩锡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激情与感染力,“我要把它刻进云南人的骨子里!诸位,请随我进厂看看!”
他一挥手,工厂那两扇巨大的铁门,在工人们的推动下,发出“嘎嘎”的声响,缓缓打开。
一股混杂着新晒烟叶的蜜糖甜香和机油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宽敞明亮的厂房里,一排排崭新的德国机器整齐地排列着,齿轮转动,履带运行,发出“咔嗒、咔嗒”的、富有节奏感的声响。
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之前还是在崎岖山路上背着沉重烟土的脚夫,满身臭汗,满脸麻木。他们的双手,曾被烟土的油腻浸染得又黑又黄,关节粗大。而此刻,他们穿着干净的工装,在一个头发微卷、高鼻深目的德国技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学习着如何操作这些精密的机器。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新奇、紧张,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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