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的新年,昆明城是在一种克制的兴奋中度过的。寒风从滇池上吹来,掠过西山,带着水汽和冷意,却吹不散街头巷尾那股子热气腾腾的劲头。换装了橡胶轮胎的马车、卡车、甚至是被百姓们戏称为“铁牛”的“犀牛”牌拖拉机,在平整的水泥和沥青路上往来穿梭,发出沉稳而有力的“嗡嗡”声。这声音驱散了冬日的萧瑟,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心跳。
一月十三日,这股热流汇聚到了一个新的沸点。
两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北边的宜宾和东边的遵义方向,几乎是同时抵达了昆明城。他们衣衫褴褛,皮肤被高原的烈日和寒风侵蚀得如同老树皮,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那双眼睛里,却燃烧着一团火。这是派往四川和贵州进行道路勘测的队伍,他们回来了。
随同他们一起抵达的,还有几位特殊的客人。为首的一位,身形清瘦,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服,目光锐利,正是贵州督军兼省长,戴戡。他不远千里,亲自从贵阳赶来,足以说明他对这次会面的重视。跟在他身后的,是四川刘存厚派来的全权代表,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年人。
督军府,会议室。
巨大的西南地区沙盘占据了房间的中心,山脉的起伏、河流的走向被精确地还原出来。墙上挂着一幅更为详尽的军事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线路。
林景云站在沙盘前,穿着一身没有任何多余缀饰的灰褐色呢绒军装,军衔只是简单的领章,但他身上那种运筹帷幄的气度,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显得凝重而沉静。他的左手边,是鬓角已然斑白的李根源,这位云南的民政“大管家”,神情严肃,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似乎在计算着什么。
戴戡和那位四川代表则坐在对面,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刚刚走进来的勘测队长身上。
“督军,省长,戴督军!”勘测队长张涛,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是林景云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工兵科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啪地一个立正,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第二勘测队,完成对滇川、滇黔公路干线的实地勘测,奉命归来,向各位长官汇报!”
“坐下说,张涛。”林景云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辛苦了。把你们看到、听到、测量到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是!”张涛没有坐,他走到沙盘边,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杆。
“报告长官,我们沿着古老的驿道和茶马古道一路北上。从昆明到昭通,再到川滇交界的宜宾,全程一千四百余里。另一队从昆明到曲靖,进入贵州,经毕节,直抵遵义,全程约一千三百里。”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地敲在众人心上。
“这两条路,难,非常难。”他没有一上来就报喜,而是先将困难**裸地摆了出来。“乌蒙山脉,群山连绵,壁立千仞。金沙江、赤水河,水流湍急,深谷险壑。很多路段,都是在悬崖上开凿出来的,仅容一人一马通过。塌方、流沙、瘴气,无日无之。按照传统的修路方法,想要修成能跑汽车的大道,没有十年之功,耗费的人力物力,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不可能。”
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沉重下来。四川代表的眉头紧紧锁起,就连一直镇定的李根源,也轻轻叹了口气。戴戡的脸色变得愈发凝重,贵州“地无三尺平”,他比谁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
张涛话锋一转,眼中的火焰骤然升腾。
“但是!长官们,时代变了!”他提高了音量,指示杆重重地在沙盘上一点,“我们带去了一样东西——‘犀牛’拖拉机!”
他从随身的皮包里抽出一沓照片,分发给众人。照片是黑白的,但画面极具冲击力。一台履带式的“犀牛”拖拉机,后面用钢索拖拽着三辆满载物资的大车,正在攀爬一道泥泞的陡坡。那坡度,足以让最强壮的骡马望而却步,但拖拉机却发出低沉的咆哮,履带深深地陷入泥土,坚定地向上挺进。
“我们在昭通北部山区做过实验。一道三十度的陡坡,长约五百米。十二匹最好的滇马,耗时一个时辰,死了两匹,才把一车三千斤的设备拉上去。而‘犀牛’拖拉机,拖着三辆同样重量的大车,只用了十五分钟。”
“嘶——”四川代表倒吸一口凉气,他死死盯着照片,像是要把它看穿。
戴戡拿起照片,手指在拖拉机那宽大的履带上摩挲着,眼神里充满了震撼。“这东西……你们已经能自己造了?”
“是的,戴督军!”张涛自豪地回答,“昆明机械厂已经可以实现量产,虽然产量还不高,但核心部件我们都能自产!它就是我们开山辟路的利器!”
他继续说道:“正是因为有了‘犀牛’和换装了橡胶轮胎的马车,我们对道路等级的要求可以极大地降低!我们不再需要追求平直宽阔的高等级公路。我们的方案是,‘借旧修新,以工代赈,分段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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