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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榜的画卷继续展开，明治时代的日本如同一条挣脱了枷锁的蛟龙，在东北亚的海面上翻腾起越来越汹涌的波浪。
那自上而下的变革并非和风细雨，而是伴随着铁与火的锻造，其光芒既刺目又令人不安。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三面旗帜指引下的明治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西方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然而，这力量的积累，并非为了独善其身。】
东京的街道上，人力车与刚刚开通的铁道马车并驰，身着西式礼帽燕尾服的政府官员与依然保留发髻、腰佩双刀的旧武士擦肩而过，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景。
在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砖石厅堂内，围绕着年轻的明治天皇，一个以长州、萨摩等藩阀出身者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正在巩固他们的权力。
大久保利通，这位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铁腕人物，其推行“殖产兴业”的冷酷与高效，丝毫不逊于他对政敌的打击。
当他于1878年被不满士族刺杀身亡时，其怀表中仍藏着“为国之将来”的规划，其人身死，其政却依旧如巨轮般向前碾压。
遥远的柏林，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与“铁血宰相”俾斯麦，正透过外交文书关注着这个东方学生的进展。
威廉一世对日本使节表现出的对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狂热模仿感到些许自得，他对俾斯麦言道。
“看啊，公爵，连遥远的东方民族都意识到，唯有普鲁士的军魂与纪律，方能铸就真正的强国之盾。”
俾斯麦则更为冷静，他吸着烟斗，眯着眼看着报告。
“陛下，他们学习的速度很快，快得令人惊讶，但一条过于饥饿的蛇，在吞噬完猎物后，或许会转头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需要警惕，它未来的毒牙会指向何方。”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正为帝国境内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焦头烂额。
当他听闻日本通过“废刀令”和《征兵令》，几乎彻底瓦解了传承数百年的武士阶层，并建立起一支效忠于天皇的国民军队时，不禁对身边的皇后伊丽莎白（茜茜公主）感叹。
“看那个东方的小国，他们解决内部纷争的方式是多么的......干脆利落，或许，我们过于迁就那些民族主义者了。”
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羡慕与无奈。
东方的反应则更为复杂与焦虑。
在越南阮朝的顺化皇城内，嗣德帝阮福时忧心忡忡地阅读着来自日本的情报。
他本人倾向于保守，面对法国的步步紧逼，他试图在维护祖宗之法和有限改革之间寻找平衡，却感到举步维艰。
日本的激进变革让他感到恐惧。
“彼国尽弃千年文教，效法洋人，俨然自视为东洋之西洋国，此等行径，与禽兽何异？然其兵威日盛，恐非安南之福。”
他预感到，一个脱亚入欧的日本，或许会比西洋列强带来更直接的威胁。
朝鲜半岛，李朝的高宗李熙和明成皇后闵氏，则在清国与日本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周旋。
高宗对日本的“维新”抱有复杂的好奇，而闵氏则对日本表现出的侵略性深感警惕。
她曾对心腹言道。
“日本，昔日的倭寇，今日披上了西洋的外衣，其心肠却比西洋人更为难测，清国虽大而衰，日本虽小而锐，我朝鲜夹于其间，如履薄冰。”
这番洞察，不幸预言了朝鲜未来的命运。
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位以泛伊斯兰主义与**统治试图挽救“欧洲病夫”的君主，对日本的成功感到一种异样的触动。
他深知自己的帝国与日本一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然而改革却阻力重重。
“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岛国，民族单一，没有我们如此沉重的历史与宗教包袱。”
他略带苦涩地想道。
“但他们的道路，是否也预示着，唯有极度集权与军事化，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或赞赏、或警惕、或忧虑，都投射在明治日本身上，而日本则在一片惊叹与质疑中，完成了其近代国家构建中最核心的一环——宪法的制定。】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颁布。
这部由伊藤博文等人主要参照普鲁士宪法精心打造的钦定宪法，确立了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的绝对地位，同时也设立了议会（帝国议会）。
表面上看，日本已跻身于立宪国家之列。
然而，“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的条款，以及独立于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的军部（统帅权独立），如同两颗深埋在宪法肌体中的毒瘤，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失控埋下了伏笔。
明治天皇在颁布宪法时，身着西洋军礼服，威严无比，他已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少年，而是真正成为了这个新兴帝国的最高象征与权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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