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惊雷的震慑余波,迫使日本“南洋拓殖公社”暂时收敛了明火执仗的军事冒险,转而将重心投向更为隐蔽、却也更加致命的领域——文化渗透、经济蚕食与人才争夺。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南洋的城镇、丛林与人心之中,悄然拉开了序幕。
南洋,爪哇海沿岸某个以渔业为主的土着村落。
几个月前,这里来了几位自称来自“日本友好协会”的“医生”和“教师”。他们免费为村民看病送药,开办教授日语的夜校,并带来了精美的日本糖果和廉价工业品。起初,饱受荷兰殖民者盘剥的村民对此将信将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一位村民的重疾被“日本医生”用“神奇西药”治好,而荷兰殖民当局的诊所却索要天价费用后,感激与信任开始在一些村民心中生根发芽。
“日本朋友是真心帮助我们!”村中颇有威望的老渔民巴尤在一次夜校课后,对着聚集的村民激动地说,“他们不像荷兰鬼那样只知收税,也不像那些新来的中国人(指‘南洋贸易公司’人员)只知道做生意!他们教我们知识,给我们治病!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类似的场景,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婆罗洲的矿区小镇、苏禄海的岛屿间不断上演。日本“南洋拓殖公社”投入巨资,利用文化亲和与物质小恩小惠,润物细无声地瓦解着当地人对旧殖民者的仇恨,并潜移默化地将舟山势力描绘成“与荷兰人、英国人无异的、唯利是图的新压迫者”。
几乎同时,在经济领域,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绞杀也在进行。日本商社凭借其国家资本的雄厚实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市场,对“南洋贸易公司”发起了低价倾销和原料抢购战。他们以高于市场价两成的价格,疯狂扫货橡胶、锡锭、石油;又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抛售棉布、火柴、煤油等日常消费品,意图挤垮根基尚浅的“南洋贸易公司”,切断舟山的资源命脉和资金来源。
“首长,我们在巨港的橡胶收购点,这个月的收购量下降了四成!日本三井物产的人像疯了一样抬价,很多原本答应卖给我们的小园主都动摇了!”方启明从巨港发回的急电充满了焦虑,“我们的日常用品销售也受到巨大冲击,很多本地合作商开始抱怨我们的价格没有竞争力。”
面对这来自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夹击,赵安邦深知,必须拿出超越单纯商业和武力对抗的新策略。
“他们打文化牌,打经济战,那我们就奉陪到底!”他在指挥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而且,要打得比他们更聪明,更深入!”
他迅速下达了一系列针对性指令:
一、启动“薪火”计划,进行文化反渗透。 由周文博牵头,抽调根据地内熟悉南洋文化、善于宣传鼓动的骨干(包括一些投诚的、有文化的原海盗和进步华侨青年),组建“文化工作队”。工作队携带根据地的真实影像资料(简易照片、画报)、记录片(利用库存设备拍摄的根据地建设、官兵平等、民众扫盲等场景),以及根据廖化数据库整理的、浅显易懂的科普知识和农业技术手册,深入南洋乡村、渔港。他们要用事实说话,展示舟山模式与殖民者、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不同,揭露日本“共荣”口号下的侵略野心,并传授实实在在的、能改善民生的技术。
“告诉我们的工作队,不要空谈大道理!就去帮他们修渔船、改良渔网、防治疟疾、教孩子认字!让当地人自己看,谁才是真正带来改变的朋友!”
二、实施“磐石”计划,稳固经济战线。 命令钱明远,动用系统兑换的贵金属储备和“华东矿业”在山东的利润,设立 “南洋产业发展基金” 。该基金一方面用于补贴“南洋贸易公司”,使其在关键资源收购上能够顶住日本人的价格战;另一方面,则用于投资或扶持当地华商及友好的土着势力,建立小型加工厂(如橡胶初加工、水果罐头、木材加工等),提升产品附加值,创造本地就业,将经济利益与舟山势力深度捆绑。
“我们要让当地人明白,跟我们合作,不仅能卖出好价钱,还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比日本人单纯的金钱收买,根基要牢固得多!”
三、强化“利刃”,以技术优势破局。 针对日本可能的新型高速侦察机,赵安邦命令王复礼,加快对机载雷达小型化和空对空火箭弹(基于“东风”项目的火箭发动机技术衍生)的预研。同时,利用破译的JN-25电文,密切关注日军任何与新型飞机部署相关的动向,做到知己知彼。
就在赵安邦全力应对南洋无声硝烟的同时,一个来自北方的意外喜讯,证明了“东风”惊雷带来的另一种效应——人才的向心力。
之前秘密接洽的、来自太原兵工厂的那批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共计二十七人,在“华东矿业”的精心安排下,历经艰险,终于成功抵达舟山!带队的是一个名叫陆光达的年轻工程师,他在太原时便因思想进步、技术精湛而受到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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