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像个急性子,几场雨一催,呼啦啦就绿透了整个研究院。柳絮开始漫天飘,沾在人身上、窗台上,毛茸茸的,带着一种微痒的暖意。
但这暖融融的春意,被一封从大洋彼岸发来的、措辞冷淡的公函打破了。
公函是直接寄到“华夏航天商业集团”总部,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联合体”(一个主要由欧美传统宇航巨头牵头成立的非正式行业联盟)名义发出的。内容看似平常,是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某些非传统供应商(non-traditional suppliers)报价行为”的“关注和担忧”,呼吁维护“公平、透明、健康的商业秩序”。
通篇外交辞令,没有一个字点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份“关注”,针对的是谁。
文件被复印了几份,送到了李振华、陈向东、刘伟民,以及战略研究室负责人老宋的案头。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陈向东烟抽得最凶。他拿着那页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重重地拍在桌上:“放他娘的屁!什么叫‘非传统供应商’?什么叫‘破坏价格体系’?我们凭本事吃饭,用更低成本做出合格产品,反倒有错了?他们自己把价格抬高,还不许别人竞争?”
“老陈,消消气。”老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头发花白,是集团里着名的“活档案”,对国际航天商业的明暗规则了如指掌,“这不新鲜。当年日本人、欧洲人,甚至后来的俄罗斯、乌克兰,想进这个市场,哪个没挨过这顿‘杀威棒’?软的,发布行业白皮书,指责你倾销、质疑你技术、渲染你不可靠;硬的,直接通过政府渠道施压,搞技术禁运,卡你供应链。都是老套路了。”
“那这次是哪一出?”刘伟民皱着眉,他刚从实验室出来,身上还带着一股子焊锡和助焊剂的味道。
“软的,但后续可能是组合拳。”老宋点了点文件,“这封公函,只是打个招呼,亮个相。意思是,我们注意到你了。接下来,大概率是联合体内部那些巨头,会对他们的‘朋友’——比如欧空局、比如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比如一些有发射需求的西方商业公司——施加影响,让他们在项目招标、供应商审核时,对我们提高门槛,甚至直接把我们排除在外。这叫‘规则性封杀’。”
“那王胖子那边……”李振华开口,声音不大,但一开口,其他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王总那边,压力会陡增。”老宋说,“欧空局的EOP项目,本来就是他们改革派和保守派博弈的焦点。这封公函,等于是给保守派递了刀子。他们会说,看,国际主流声音都质疑他们的合规性和可靠性,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用他们?汉斯和乔瓦尼的方案再漂亮,恐怕也要在评审会上面对更苛刻的质询,甚至会被要求提供更多的、涉及核心技术的‘澄清材料’。”
办公室里沉默下来。窗外,几只麻雀在刚抽出嫩芽的梧桐枝头叽叽喳喳,更显得屋里气氛凝重。这就像一场赛跑,你刚看到弯道超车的希望,对手已经在赛道旁站起了一排“裁判”,准备随时吹你犯规。
“我们的‘朋友’呢?”李振华问,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他问的不是国际联合体,而是指那些潜在的需要发射服务、但可能对西方高昂报价不满意的“非传统”客户,或者像俄罗斯、乌克兰这样自身有技术但市场受限的国家。
“俄罗斯那边,瓦西里倒是回了消息,对我们参观试车台的邀请很感兴趣,但语气……依然有些暧昧,还在待价而沽。乌克兰几个设计局,倒是一直在私下接触,但他们情况比较复杂,内部掣肘太多,能提供的东西有限,而且要价不低,还伴随着政治风险。”老宋扶了扶眼镜,“至于其他市场,比如南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有需求,但预算有限,对价格敏感,是我们潜在的机会。但问题是,我们目前没有现成的、经过国际认证的、可供商业发射的成熟火箭。‘鲲鹏’平台还在改造,长征系列……暂时还轮不到商业发射,而且价格上,我们对比俄罗斯质子号,优势不明显。”
又是一个死循环。没业绩,就没订单;没订单,就没办法积累业绩,获得国际认可。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头堵。”陈向东掐灭了烟,脸色阴沉,“家里头的‘鲲鹏’还没下水,外面的门又快要被关上。”
“门没完全关上,只是门槛被人垫高了。”李振华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明媚的春光,缓缓说,“他们用规则,我们就学规则,用规则。他们用价格,我们就用更好的性价比和服务。他们用技术壁垒,我们就用技术突破。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就……找朋友。”
“找朋友?”刘伟民疑惑。
“对,找朋友。”李振华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找那些同样被挡在门外,或者不想永远看人脸色的朋友。老宋,你立刻组织人手,做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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