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宣帝朱标即位诏书颁布后,大明朝在悲恸与希望中开始了新的运转。国丧期间,一切从简,但新帝的仁厚与果断已悄然传开,尤其是伴随着北伐大捷的辉煌消息,冲淡了权力更迭带来的不安,民心渐稳。
然而,对于端坐在奉天殿龙椅上的朱标而言,父亲的临终遗言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藩王……是隐患”这五个字,时时在他心头敲响警钟。他深知,自己以仁厚闻名,虽得文武核心拥戴,但那些手握重兵、镇守边陲的弟弟们,尤其是素有威名的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是否会真心臣服于他这个看似文弱的长兄?北伐大捷虽定北疆,却也暂时削弱了中央对几位塞王叔父的依赖,此消彼长,隐患暗生。
按照礼制,皇帝驾崩,诸王应入京奔丧守孝。这是人伦大礼,亦是检验诸王态度、宣示新君权威的关键时刻。朱标与心腹重臣徐辉祖、耿炳文以及皇长子朱雄英、长宁公主连日密议。
“父皇遗诏明确,‘藩王不得离封地……非诏不得入京’。然,若此刻不允诸王入京,恐寒了骨肉亲情,亦予人口实,谓新帝猜忌兄弟。”朱标面露难色,他的本性使他倾向于信任家人。
徐辉祖躬身道:“陛下,礼不可废。若不准诸王奔丧,天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仁德?然,可效仿古制,令诸王分批、限时入京,吊唁完毕即返封国,不得滞留。同时,加强京畿防务,以防万一。”
朱雄英目光锐利,补充道:“父亲,祖父临终最忧者,乃诸王叔父手中护卫过盛。此次诸王离藩入京,其封国内护卫群龙无首,正是推行祖父遗策,削减藩王护卫的良机。可借守孝之名,行削藩之实,方为上策。”
长宁亦轻声进言:“父王,哥哥所言极是。可下明诏,感念诸王孝心,准其入京,但同时颁布恩旨,体恤边镇将士辛劳,言明北元已平,天下渐安,为示朝廷宽仁,减轻藩国负担,着令各藩王府酌情削减护卫员额,以休养民力。如此,既全了兄弟情谊,又遵了父皇遗命,名正言顺。”
朱标沉吟良久,终于下定决心。他既要守住父亲的江山,又不愿轻易背上苛待兄弟的恶名。长宁提出的“恩旨”削藩,无疑是最符合他性格和当前形势的策略。
数日后,两道旨意自南京发出,通传天下藩王及各布政使司。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朕以菲德,嗣承大统,哀痛方深。然念诸弟皆父皇骨肉,天潢贵胄,闻父皇崩逝,必五内俱焚。特旨:诸王可依制入京,叩谒梓宫,行守孝之礼,以尽人子之哀。着礼部拟定仪注,诸王分批入京,事毕即归藩国,毋得延误,以安社稷。”
第二道则是伴随着新帝登基大赦天下的恩诏一同颁布的敕令,其中专门针对藩王护卫一事写道:“……我朝肇基,封藩建国,以固边圉。然今北虏荡平,海内晏安,朕体上天好生之德,念将士戍守之苦,更欲使藩国百姓共享太平。着各藩王府,仰体朕意,除边镇要地依例保留必要护卫外,其余护卫兵士,可酌情量减,遣散归农,或由五军都督府重新调配,以苏民困,以彰朝廷恤兵爱民之至意。具体员额,由兵部、五军都督府会同各藩王议奏。”
旨意下达,天下反应不一。南京城内,文官们称颂新帝仁孝双全,既全了礼法,又着手解决藩镇之弊,手段温和。各地藩王接到旨意,心情则颇为复杂。能入京奔丧,算是新帝给了体面,但后面那道削减护卫的“恩旨”,则像一道温柔的枷锁。燕王朱棣在北平接到诏书,沉默良久,对心腹叹道:“皇兄这是要行‘推恩削藩’之策了,虽比父皇的严令温和,其意却坚。”但此时太祖新丧,新帝初立,北伐大捷的威望正盛,诸王纵有不满,也无人敢公然抗旨,只得先后上表谢恩,并表示将遵旨酌减护卫,同时准备启程入京。
洪宣元年秋,蜀地成都府内,蜀王府的“芸香阁”中墨香满溢。蜀王朱椿身着素色锦袍,正临窗伏案,手中狼毫蘸墨,在宣纸上誊抄《论语》。檐外秋雨淅沥,打在芭蕉叶上簌簌作响,与案头铜漏的滴答声交织,衬得阁内愈发静谧。
“王爷,南京来的八百里加急!”内侍匆匆叩门,声音带着几分急促。
朱椿放下笔,指尖轻捻纸角,目光依旧落在“仁者爱人”四字上,语气平和:“呈进来。”
内侍推门而入,双手高举明黄色诏书,躬身递到案前。朱椿起身整了整衣袍,对着诏书行三拜九叩之礼,方才接过,缓缓展开。烛火跳动,映着诏书上的朱红玺印,他逐字细读,眉头未皱分毫,反而在看到“削减护卫,遣散归农”时,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王爷,这诏书……”内侍见他神色平静,忍不住低声问道。
朱椿将诏书折好,递给身旁的长史,语气从容:“皇兄此举,乃仁政也。北元已灭,天下太平,护卫过多,反成藩国负担。遣散兵士归乡务农,既能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又能减轻蜀地百姓的徭役之苦,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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