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得毫无预兆,像春日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冷雨。
前一天深夜,楚风还在指挥部与方埋头核对“钉子”岛先遣队那长得令人头疼的物资清单——从防潮的油布到耐储存的压缩饼干,从大功率蓄电池到伪装用的渔网,每一样都关乎生死,每一样都紧缺得让人牙疼——机要秘书就匆匆送来一份“谛听”从北平转来的加急密电。电文很简短,却让楚风和方立功同时放下了手里的铅笔。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拟于三日后,以私人身份‘北上考察教育’,目的地标注为太原及周边。随行人员包括文化参赞、一名军事观察员(非公开身份),及少量记者。北平站判断,此行表面考察,实为高层接触试探。提请高度戒备。”
楚风盯着“司徒雷登”那个名字,看了好一会儿。这位出生于杭州、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美国老人,某种意义上比他那些咄咄逼人的同胞更难对付。他了解中国,甚至可能在某些层面“同情”中国,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他的“友好”与“理解”,往往包裹着更精巧、也更难拒绝的糖衣。
“私人身份……考察教育……”楚风用手指敲了敲电报纸,嘴角扯出一丝没什么温度的笑意,“老方,你说这位司徒先生,是冲着咱们的‘抗大’来的,还是冲着‘101’山谷里那些还没影子的‘飞燕’来的?”
方立功推了推眼镜,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恐怕都是,又恐怕都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是要给双方,特别是给重庆和他们的国内舆论,一个‘非正式接触’的台阶,顺便亲自来看看咱们这摊子,到底是个什么成色。团座,见还是不见?”
“见,为什么不见?”楚风站起身,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太原城只有零星的灯火,远处“大同钢铁”的红光在夜幕中格外醒目,像一只不眠的眼睛。“人家以‘私人’身份,打着‘教育’的旗号来,咱们闭门不见,倒显得心虚,也堵死了本来就不多的交流窗口。正好,也让这位中国通看看,咱们这边的‘教育’和‘建设’,是不是像他们报纸上说的那么不堪。”
话虽如此,接下来的三天,整个根据地高层都像上了发条。接待方案反复推演,哪些地方可以展示,哪些地方必须绝对保密,展示到什么程度,说什么话,怎么应对可能的尖锐问题……楚风亲自定下调子:“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好的不夸大,差的也不遮掩。咱们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在走。他想看,就让他看个明白。”
三天后,司徒雷登的车队如期而至。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只有楚风带着方立功、赵刚等寥寥数人在刚清理出来的、原阎锡山的一处僻静别院门口迎接。别院不大,青砖灰瓦,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刚抽出嫩芽,在略带寒意的春风里微微颤动。
司徒雷登从一辆黑色的美制轿车里下来。他个子不高,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打着领结,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年近七十,但精神矍铄,脸上带着那种浸润了东方哲学和西方外交礼仪的、温和而富有洞察力的微笑。他一下车,目光就很自然地扫过略显简陋的别院门楣,扫过楚风身上那身半旧的军装,也扫过远处城市轮廓线上那些新建的厂房屋顶和依旧醒目的烟囱。
“楚将军,久仰大名。”司徒雷登主动伸出手,中文流利,带着明显的浙江口音,笑容真诚得恰到好处,“冒昧来访,打扰了。”
“司徒先生客气了,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能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看看,是我们的荣幸。”楚风握住他的手,力度适中,脸上也带着礼节性的微笑。他注意到司徒雷登的手干燥而稳定,手指修长,更像学者而非政客。
简单的寒暄后,一行人进入别院。会客室已经布置过,依旧是中式的桌椅,桌上摆着清茶和一些本地的干果。没有铺张,但干净整洁。阳光从雕花木窗棂透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接下来的两天,司徒雷登的“考察”行程排得相当满。他参观了“抗大”分校,听了课,与王明轩那样的年轻教员和学生代表做了交流;他去了新建的工人新村,看了识字班和合作社;他甚至被允许在远处了望了“大同钢铁”厂区(核心车间未进入),并参观了与之配套的一个技术工人培训夜校。
楚风全程陪同,话不多,主要由赵刚和方立功介绍情况。司徒雷登看得很仔细,问的问题也很内行,从扫盲的覆盖率到钢铁的日产吨位,从技术工人的培养周期到根据地的税收政策。他很少直接评价,只是频频点头,偶尔在本子上记录几句,或与身边的文化参赞低声交换意见。那位穿着便装、但身姿笔挺的“军事观察员”,目光则更多停留在沿途的民兵训练、防御工事以及偶尔看到的部队调动痕迹上。
气氛表面上和谐,甚至称得上融洽。司徒雷登多次表示“印象深刻”,“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就令人敬佩”。但楚风能感觉到,在那温和的笑容和得体的赞誉背后,是一种冷静的、近乎解剖般的审视。这位老人和他所代表的势力,正在评估这块突然崛起的土地的真实价值、潜力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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