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城外的枪声和骚动,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两个小时。孙铭的行动如手术刀般精准迅猛,如同楚风所要求的那样。当第一缕惨白的晨光挣扎着照亮榆次城外那片杂乱无章的货栈区时,战斗——或者说,单方面的清扫——已经基本结束。
孙铭带回来的消息简单直接:目标货栈和宅院被控制,击毙负隅顽抗的武装护卫七人,俘获包括贾仁贵在内的核心人员五人,缴获鸦片烟土一百二十余箱(初步估算超过两吨),查抄非法收购囤积的西药、五金零件、煤油等物资若干,起获账本、往来密信及部分重庆方面“特种经费”划拨凭证一批。我方轻伤两人,无阵亡。
干净利落,人赃并获。
当孙铭将几本关键账册和冲洗出来的现场照片(行动队带了简易的照相机)放在楚风桌上时,楚风只是快速翻看了一下,目光在那成堆的鸦片箱子和贾仁贵那肥胖而苍白的被捕特写照片上停留片刻,便点了点头。“按计划,整理材料,准备送出去。”他顿了顿,补充道,“给贾仁贵和那几个活口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招待’,看能不能掏出更多东西。特别是他们和重庆方面哪些具体部门、哪些人有联系,资金怎么走,渠道怎么铺,我要细节。”
“是。”孙铭领命而去。
接下来两天,楚风和赵刚、方立功,以及匆匆组建起来的“舆论反击小组”(主要由宣传部门和文化界一些笔杆子硬、思想可靠的同志组成),几乎不眠不休,将孙铭带回来的材料,整理成一份份逻辑清晰、证据链相对完整、极具冲击力的“揭密报告”。报告不仅有文字描述,还配上了清晰的照片——成箱的鸦片、查获的西药和钢材、贾仁贵等人的狼狈相、账本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代号。材料被精心制作成多个版本,有针对国内民众的通俗白话版,有针对知识界的详细分析版,还有针对国际舆论的英文摘要版。
这些材料,如同装上了翅膀和尖刺的飞镖,通过“谛听”掌握的各种秘密渠道,被送往重庆、上海、香港乃至海外有影响力的报馆和通讯社。与此同时,根据地控制的电台和油印小报,也开始以“晋察冀边区联合政府缉私办公室公告”的形式,有节制地披露部分案情,着重强调“打击毒害民族之鸦片贸易,取缔扰乱经济之非法囤积,扞卫边区军民健康与生计”,将这次行动定性为正义的“缉私扫毒”,而非针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攻击。
舆论的反击需要时间发酵,但根据地的内部建设,却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表,一刻也不能停歇。就在榆次行动报告送出的同一天,另一件在楚风看来或许意义更加深远的事情,正在太原城外的“抗大晋西北分校”(原教导队和技术培训班整合升格而成)简陋的校园里发生——第一批由根据地自己系统培养的、经历了战火与生产实践考验的“工农兵大学生”,即将举行毕业典礼。
这批学员成分复杂,有从部队选拔出来的战斗骨干和优秀青年干部,有从工厂、农村推荐来的技术能手和劳模,也有早期投奔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少数经过严格审查、表现突出的原日伪技术人员。他们学习的科目也五花八门,从军事指挥、政治理论,到机械原理、农业技术、医疗卫生、基础数理化,课程设置完全围绕着根据地的实际需要,教材大多是油印的讲义,甚至就是老师口述、学生手记。条件极其艰苦,但所有人的眼睛里,都燃烧着一种在别处难以见到的、炽热的求知欲和使命感。
楚风决定亲自去参加这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当他带着赵刚、方立功等人走进那个用旧仓库改建的、挂着“庆祝首届学员毕业暨抗大分校成立一周年”简陋横幅的会场时,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混合着汗味、尘土味、旧书籍霉味,却又洋溢着蓬勃朝气的独特气息。会场里挤满了人,除了即将毕业的百余名学员,还有分校的教职员工、部分学员家属、以及根据地各界代表。没有鲜花,没有华丽的装饰,长条板凳磨得发亮,土墙上的标语墨迹犹新。
楚风等人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但很快在主持人的示意下安静下来。毕业典礼的流程很简单,校长(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兼任)简短致辞,优秀学员代表发言,然后就是颁发毕业证书——那只是一张粗糙的、印着校名和学员信息的硬纸片,盖着红色的校章和楚风的个人印鉴(应学员们强烈要求)。
然而,当那位优秀学员代表——一个名叫石头的年轻人,从前线侦察连选拔而来,脸上还带着未褪尽的硝烟痕迹和一道浅浅的疤痕——走到台前时,会场的气氛变得格外肃穆。
石头很紧张,握着发言稿的手有些发抖,稿纸哗哗作响。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想用标准的普通话,但出口还是带着浓重的晋北口音:
“首长们,老师们,同学们……俺,俺叫石头,是三团侦察连的。以前,俺就觉得,打仗,就是不怕死,往前冲,多杀鬼子。上了学,老师教俺认字,算数,教俺看地图,讲战术,还教俺……啥叫国家,啥叫民族,为啥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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