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贾唐宗 第69章 “皋陶法者”

回到长安，我第一时间去东市给义父和家里所有人都买了礼物。

我特意给义父、二大爷、二大娘选了价格不菲的官供丝绸上品“延年益寿”锦，给李敢选了“绒圈锦”，给我自己和堂少爷李宇、李陵、李禹都选了临淄产的“齐纨”，给程良娣、李椒媳妇、李陵他娘、李宇媳妇、李陵媳妇王细君、李娥都选了曲阜产的“鲁缟”，全套下来花了我一万五千多钱。

我又给所有府上的下人也带了些价格适中的礼物，总共花了接近两万钱。我想反正是在汲黯默许下赚的外快，也不怎么心疼。当我把礼物带回家，全家老少都非常开心，只有义父让我不要丢了勤俭的习惯，下不为例。

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李敢并不在家，义父告诉我听二大爷说：所有高层军职官员都被刘彻喊到甘泉宫去开会了，应该是要做好来年对匈奴的防御工作。

当晚，因为李敢不在家，二大爷派人接我们去他府上一起去他家吃年夜饭，我顺便把给二大爷、二大娘和李宇夫妇的礼物送了出去，被二大娘好一番夸奖。

我趁机也把汲黯的书信带给了二大爷，在正式开席前，二大爷叫义父和我还有李宇就汲黯的书信也作了讨论。

和我预想的一样，二大爷笑着对义父道：“汲黯表面上耿直，实际上却是极其通透的人！这些人承他的人情提拔一下，对我们李家可谓有百利无一害，我有什么理由不配合他？”

义父笑着点点头，道：“那是自然，你看李道一跟他几个月，都舍得给我们买‘官锦’了！”

“是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以此为契机，与他长期结盟。”二大爷道，“大将军那边感觉有点‘功高盖主’被陛下针对了。”

“难！”义父道，“师父这个人从来不会想着和谁结盟，是事情推到这个节点了，顺便跟我们联手一把而已。”

吃完年夜饭，陪着李禹和李娥放了会儿烟花，连日奔波的疲劳感袭来，我便早早睡下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元狩五年的正月初一。这时我身上已经有价值十八万多的细软，我将其中十七万交给义父保管，加上之前存的那些已经有四十万了。

大爷去世后李家的酬和不多了，加上李敢在出差，主要的人情往来都是二大爷那边在弄，所以府上很清净。

我用一天时间将在淮阳的见闻告诉了义父，并听了义父给我的分析。

义父直接告诉了我三个结论：第一，半年后我回来的时候不要想着升职，一定要帮汲黯扛住事情；第二，虽然我可能无法继续升职，但是只要这次的事情能承担起责任，我的能力和认知将突飞猛进；第三，除了办案，要多厚着脸皮向汲黯开口问问题、问汲黯借书看，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义父还说：尤其重要的是第三条，这也是他安排我去汲黯身边的初衷。

这一回，我还是听得似懂非懂，但是鉴于之前义父跟我说的事情都应验了，这次我还是很相信他，决定回淮阳后要继续好好辅佐汲黯。

说实话，此时的我依旧很憨怂，对升职什么的真的没什么欲求。说不享受在淮阳时的觥筹交错、大收赂钱是假话，但是当我知道后面六个月去淮阳不可能再过这么爽的日子后我也丝毫没什么不开心的感觉。

年初三，有两个人意外来拜访李家。并不是寻常过年来走动，而是专门来找我的——一个是汲黯的关门弟子宗室刘儁，一个是我第一次见面的廷尉史、栾布的侄孙栾移石。

刘儁和栾移石向义父简单问了好，便嘱咐我着军服带着符印去廷尉衙门审问“私铸盗钱案”的落网官员。

当我跟着刘儁和栾移石来到廷尉衙门的诏狱，出乎我的预料，在这里我看到了程丕。

程丕亲热的拍了拍我的肩膀，道：“你小子还是逃不出老子的手掌心！”说着把他的任命文书给我看。

我看了程丕被升任淮阳都尉的文书后赶紧把舒通那边收来的虎符交给他，然后开始等栾移石走流程去提审人犯。

这次我们只提审了对案情有实质性了解的召鹏和朱蕤，舒朗和舒坦其实就是仗着舒通的关系为非作歹的从犯，在舒朗交出账本后就没什么价值了。而且听刘儁说舒文翁已经在寿春舒城主持将舒朗和舒坦开除出了族谱，不过栾移石在前一天已经见过舒朗和舒坦，告诉他们开除他们出族后，家里妻儿老小就不会被“议罪”牵连，被汲黯保住的舒通也会照顾他们的家小，这俩家伙听后还是很领情的。

朱蕤看到我们来提审他也很激动，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子朱邑有没有因为他被舒文翁逐出师门。当刘儁告诉他：他儿子会和重新出山的舒文翁一起协助汲仁治水的时候朱蕤就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当听说了汲黯和汲仁治理淮阳和整个黄河的全盘计划之后，朱蕤更是激动和悔恨不已，表示无论如何希望我们为他争取机会，要以戴罪之身参与治河（哪怕是做一个苦力徭役），为自己赎罪。

刘儁道：“朱兄放心，老师已经答应仲翁先生一定会让你早日脱离囹圄，后面的案子还需要你推进。”

朱蕤道：“需要我交代的我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次提审我，我也说不出新的线索了啊！”

“不是要你说，是要你帮我们一起劝召鹏说。”刘儁道。

“我是必定尽力的，只是按照廷尉衙门的规矩，我这会儿可以和召鹏见面吗？”朱蕤疑惑道。作为当过县令的人，他肯定知道在“盗钱案”没有破获之前，为防止串供，他和召鹏原则上是不能见面的。

“我们来运作吧！”刘儁道，说着他先安排朱蕤回避，然后让陪审的廷尉府人员和已经调给淮阳的栾移石去找廷尉府的高级官员协商。

因为召鹏属于军职人员，时任监军御史中丞王温舒被从家里喊了出来。但是因为朱蕤属于行政官吏，王温舒也做不了主，值班廷尉史杜周也被喊了回来。

栾移石代表淮阳团队向王温舒、杜周表达了希望安排召鹏和朱蕤见面的意向，并进一步表达了会让朱蕤“取保候审”当卧底的办案思路。

这两位官员并没有表态，只是与栾移石就相关问题的法理可行性进行了比较友好的辩论。

按理说，这两位的官职在栾移石之上，也很清楚廷尉府的办事制度，但是他俩明显还没有栾移石更熟悉业务实操和司法掌故，一时弄得这两位曾经的“上官”对我们比较大胆的办案方式预设也无法反驳。

但是要开特殊程序处置“盗钱案”的这两位犯官关系重大，王温舒和杜周又分属不同派系（杜周属于张汤系，王温舒属于卫青系），谁都不愿意替对方承担全部责任，于是最后的商议结果是请廷尉赵禹回来裁决。

赵禹到后晌才出现在廷尉衙门，他到场后听取了淮阳团队的诉求并向杜周、王温舒、栾移石分别征求了意见，然后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盗钱案”是皇帝钦定的头等大案，就目前掌握的情况召鹏、朱蕤必须是“弃市”死罪以上的罪行，且两人都已经完成了独立的笔录，淮阳方面直接凭这些笔录继续追查即可，为什么要安排两人见面？其次，如果两人见面进行了“串供”或为了活命向司法吏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导致案情反而不能快速有效推进，应该由谁（其实指的是淮阳团队、张汤系、卫青系中哪一派的人）来担责？再次，在没有程序先例和司法实践的前提下，淮阳团队意图最后让朱蕤戴罪离开廷尉衙门的管辖、去淮阳继续当污点证人“卧底”与“盗钱集团”保持联系，如果产生反效果以汲黯的官职都吃罪不起，到时候所有参与办案人员如何收场？最后，到底要什么级别的官员才能决定采用特殊程序办案？在赵禹看来，司法体系和参与办案的淮阳体系都不能僭越程序，如果要申请特殊程序，至少也是懂业务且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张汤同意才行。

听赵禹说要把案件特殊程序的决定权交到张汤手上，我就觉得事情要黄。要知道汲黯最讨厌的人就是张汤，而汲黯并不是那种对人不对事的那种人，能让他讨厌、直接要让李息弹劾的人，怎么可能会按他的意思办案呢？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找个比张汤更大的人压住他，那就是丞相二大爷李蔡。于是在答辩环节，我提出让我去找二大爷出面。但是刘儁觉得这样不妥，因为我是李家人的关系，容易被人落口实，于是他请程丕去找二大爷，让我继续听司法程序辩论。

刘儁还同时派了一位跟班出去，我不知道要去找谁，后来才知道他是派人去找了暴胜之。

简单合议结束，栾移石继续代表淮阳团队去与他曾经的大老板赵禹进行辩论。

栾移石不愧是丞相李蔡和汲黯都看好的人，一开口就气场十足，他对赵禹的四条意见进行了逐一反驳。

首先，“盗钱案”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最新量刑标准也是去年（元狩四年）刚刚制定的。按照召鹏、朱蕤的供述，他们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利用职权给予了私铸盗钱的团伙以帮助，但是他们提供的帮助在刑法修订前还是修订后、到案后两人是否符合减刑条件都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审理，在这时候就判定二人犯的罪“必须是‘弃市’以上的罪行”属于未审先判，即使赵禹贵为廷尉也无权这么说、这么做。栾移石还以孝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办理的“县人犯跸案”为例，表示张释之以法律情节只判无心冲撞孝文帝的“县人”罚款，而不是按照孝文帝的意思判处对方“弃市”才是司法精神的体现，赵禹身为廷尉带头搞“未审先判”的不正之风，应该被弹劾。

其次，确如赵禹所言，召鹏、朱蕤都已经提交了原始口供，如果两人见面之后推翻口供将案情向更不明确的方向引导又能造成什么更坏的后果？赵廷尉都已经“未审先判”了，最多就是不以两人沟通之后的口供来定案，并以“串供”之罪让两人罪加一等好了，能影响什么办案结果？如果说是淮阳团队的要求造成了新的行政开销，廷尉府也可以依律投诉淮阳团队，而不是在事情没发生之前就阻挠可能对案情有重大帮助的新办案思路。

再次，司法的本质是维护治安和社稷安定，执法过程只要不违背“公平正义”原则，不应该被限制具体的办案手法。大汉律例的确没有允许犯官可以当“污点证人”后继续表面上“履原职”等待案情进展的条例，但是同样也没有明文禁止这样做——因为未判决之前，犯官也只是“犯罪嫌疑人”，取保“履原职”未尝不可。“法无禁止即可行”，所以淮阳团队的办案思路并没有抵触司法精神，出发点也是为了把皇帝特别关注的这个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案办明白。廷尉衙门可以将办案手段记录在案，并表示对这个办案手段持保留意见，同时派人监督，一但办案方向偏离正常轨道或办案结果不理想，大可以凭借案卷追究淮阳团队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怕担责任而不允许地方办案机关提出不违背办案精神的执法手段那就是“尸位素餐”，就是对法制不负责任。

最后，到底谁有权决定这种特殊的办案流程？其实谁都无权决定，也谁都不需要授权决定，因为追求违法犯罪事件真相是“皋陶法”体系赋予司法执行者的天职，就像张释之弹劾当时还是太子的孝景帝刘启，需要谁赋予他这个权力吗？不需要，因为贵为太子也不能违法，违法了也要受到追究，这是几千年华胥国的“皋陶法”体系赋予司法执行者的天职。所以同样的，只要寻找真相的过程不违背公平正义和法制初心，让朱蕤当“污点证人”的操作就是应该被允许的，不需要谁来授权。而在赵禹的意识中，这个事情需要前任廷尉、御史大夫张汤授权就是非常错误的倾向，廷尉衙门是国家的公器，不是听命张汤的私人机构，张汤在职行其事，离职就不能再对司法独立有干涉，更不要提什么“作为老领导进行授权、进行指示”。如果按照赵禹的观点，那么是不是有丞相李蔡的指示就可以高过有张汤的指示？是不是有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霍去病的指示就可以完胜张汤的指示？有更高级别的权贵或者皇帝的指示，整个廷尉衙门就可以颠覆司法精神办事？

作为曾经赵禹手下的小喽啰，栾移石的话说得非常不客气，但有理有据，怼得身居高位的赵禹哑口无言。

这也是我第一次全面了解司法精神、第一次全面听人解读“皋陶法”。后来我才体会到：栾移石并不只是在为眼下的“私铸盗钱案”与赵禹辩论，他是在为自张汤专权后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对张汤玩弄司法取悦帝王的恶行逆举在控诉。

赵禹最终没有去找人问张汤的意见，在太阳西斜之时程丕带回了即将卸任的丞相府长史郑当时来到了廷尉府，郑当时带来了丞相冠冕堂皇的指示：在不违背司法精神的前提下，“盗钱案”应该按照“绣衣使者”和淮阳团队之前的办案思路继续往下走，李蔡会把这个事情知会给皇帝、尚书台和“三公”。

郑当时到后不多时，暴胜之也来到了廷尉衙门，他直接告诉赵禹：作为亲自参与办案的最高级别“绣衣御史”，他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他可以为淮阳团队作专业和操行的背书，廷尉府可以派人跟进下面的办案，如果办案方向或办案结果出现偏差，他暴胜之可以与淮阳团队承担同样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禹命廷尉丞将相关官员讨论记录在案，并让程丕、刘儁、郑当时、暴胜之签字画押后归档。

之后，赵禹正式任命杜周全程参与“淮阳盗钱案”接下来的办案流程，之后就离开了办案现场。

在临行前，赵禹拍了拍栾移石的肩膀，道：“之前是我没有好好发掘你！希望在这个案子结束后，你还愿意回廷尉衙门效力。”

栾移石起身还礼，郑重道：“如果廷尉衙门可以以张释之的风范、遵循‘皋陶法者’的本份，下官自然愿意此后余生都为大汉的法制建设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