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贾唐宗 第46章 “元狩”气象

在“漠南之战”后的那个冬天，皇帝刘彻在甘泉宫打猎时打到一只“变异”的麒麟：这只麒麟通体白色，长着标准的一只犄角、肚皮底下却有五个蹄。刘彻找来他幕下的术士团队对这只“变异”的麒麟进行了研究，又是烧纸问天又是舞剑求仙，还辅以摇乌龟壳打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预兆，表示皇帝刘彻在“武攻”方面将有巨大建树！

于是，在甘泉宫“冬狩获白麟”之后，刘彻改元“元狩”，元朔六年的次年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那时候李家人已经没人在禁军体系，我也懒得问以前的同事谁亲眼见到过那异兽。不过我这个二半吊子似乎也明白“元狩”的含义——打猎嘛，这是要跟匈奴来个了断的意思吧？

后来回想起那只“变异”的麒麟我的判断是：刘彻这是要借麒麟说事，让老百姓们都明白他决心将百年汉匈干戈在这个年号内彻底终结。至于那个麒麟，九成九是假的。寻常麒麟都没人见过，别说“变异”得了“白化病”的麒麟，比较有可能的是一头得了白化病的鹿，秦有赵高指鹿为马，汉有刘彻指鹿为麟。至于“五条腿”，我觉得刘彻大抵是看错了：得了白化病的鹿是公的——有明显犄角必须是公的，而且误服了马骏他们在甘泉宫给种马做实验的时候留下的催情饲料，但是满世界的母鹿看它肤色不大对都不让它亲近，于是它变成了“五条腿”。

生活在元狩年的大汉百姓并没有因为皇帝的宏图大志过上幸福的生活。除了匈奴北迁边民稍微好过了点，全国都因为皇帝的北伐过着苦日子。无休止的徭役、征兵、因战争消耗、物资匮乏造成的贫困……

在河南之地持续投入修长城、修道路、修城墙等基础设施建设肯定是赔本买卖，连续两年三场大规模“漠南之战”的后勤支出、伤亡抚恤和军功犒赏也是天文数字。

元朔六年秋“漠南之战”结束后，军功斩获最少的李家军上下也获得了朝廷拨发的人均四千多钱的奖励，连我这个打酱油的（唯一砍的一颗人头给李敢了）都获得了获胜部队保底的三千钱奖励（赵信直属的前军和苏建直属的右军拿不到这个钱）。这一战李家军的战损和花销也全部无条件拨款补充（东胡故地收敛元光六年阵亡将士尸体的费用除外），此外朝廷还根据李癸提供的契约和付款记录把从汪家堡订购“铁马掌”的花费也都报销了。

在元朔五年、元朔六年，皇帝对李家募兵突然变得有点大方除了二大爷当上御史大夫外，更重要的是在刘彻的计划中，“漠南之战”将成为对匈作战的终点。他觉得账能算得过来，在用人关头上多给李家军一点也无妨，所以做了充足的预算。而预算二大爷都能看到，相关官员战后算账肯定也不敢“推班”了李家军。

刘彻没想到最后最重要的关头会出现赵信叛变的意外，这使“伊稚邪”的战力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于是让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变得没了预期。

更让刘彻和卫青都始料未及的是连续两年冬季催肥的战马、特别是最后为了拉回战损服用特殊饲料添加剂去袭击“伊稚邪”的公孙贺、李沮、公孙敖部的战马在战后出现大规模战损，仅公孙贺、李沮、公孙敖部就超过两万匹。那些战马是马骏先于大军班师就带回长安的，虽经过“扶风马氏”的专业人员们悉心救治，其中大约八成还是确认救不回来，以后只能退役当驽马使用，能救回来的三千多匹性能也再达不到主攻部队的战马素质要求，只能作后勤运输补给之用。

此外，在别的连续两年冬季催肥的战马中，九成战马出现明显的耐力性能下降，其中约一万五千匹达不到主战军马的最低性能要求，只能被迫退役或转入辎重部队。只有霍去病麾下的大约两千五百匹战马因为本身素质高和拒绝被冬季催肥，没有受到影响。

刘彻在即位之初就对养马非常重视，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养马并设立专门机构——马苑，负责向民间收马、育种和繁殖。同时刘彻还制定了严格的“马政”，禁止民间杀马、向异族卖马，民间马匹买卖也有严格限制，连李家募兵的马匹购置都要受到严格监管。在有机会获得乌孙马、大宛马后，更是对这些高品质战马的杂交育种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拨付大量科研经费。卫青最初被卫子夫推荐给刘彻的名头就是“善于饲养马匹”的专业人才，而以马骏为代表的“扶风马氏”更是因为刘彻对战马饲养的重视从普通战国破落贵族变成了茂陵新贵家族。军马科技研究的投入的确在“漠南之战”的胜利中作用显着，但是其反噬效果就是战后马匹的损失很严重。

根据之前在右北平马骏告诉我的数据，一匹战马从育种到可以上战场总共的投入大概在五万钱，服役后每年的训练、饲料等投入大约一年五千到七千钱，三场“漠南之战”大汉总计战场战损战马约两万匹、战后战损三万余匹，累计对汉军造成的“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超过二十七亿钱。

同时，因为“漠南之战”的战略目标没能实现，汉匈战争远远没有结束。为了在几年内恢复十万骑兵配备和继续改进战马科技，大汉国帑在元狩初的三年总共就要花费超过五十亿钱的预算。这还得益于在元朔四年之前，大部分战马都已经在没有被成规模反季节催肥前高效率育种，目前大汉存栏马驹数量尚且充足。

为了弥补战损，从元狩元年开始大汉全境赋税高企。朝廷对盐、铁、酒等的税收更是翻倍的涨。

从元狩元年开始，大汉的税率在刘彻主导、桑弘羊测算、公孙弘等执行下开始了逐年提升的调整。除了表面上的田亩税和人头税保持不变，徭役抵扣、兵役抵扣、蓄奴、私人养马、土地田产交易等的税率都在大幅度提高。

根据后来我疏勒团队里的cFo“二弟”的测算：自元狩三年税率稳定高位后，不连盐、铁、酒的消费税，大汉自耕农正常年景的平均税率为三分八厘，灾年达四分以上。这还不包含两种特殊情况：

第一种是家里户籍上有未出阁的“老姑娘”。大汉女性的政府指导出嫁年龄为十三岁至十四岁，十五岁后不出嫁“人头税”即开始递增。到元狩年间，“老姑娘”的人头税开始猛增，十五岁后每年递增百分之百，到十八岁达百分之五百，即一个十八岁的“老姑娘”会连累家里被收五倍人头税，负担可想而知。

第二种情况是家里没钱免除两年的兵役（元狩年后大部分普通家庭都没钱免除兵役），而且在当兵的两年里出现了伤残或战死的情况。虽然有抚恤金，但是相对于失去劳动能力、只能雇佣长工耕地产生的开销，对这些家庭来说摊薄到每年的税率平均会提高八厘以上。

高赋税带来的后果是土地的兼并和丧失土地者的破产。就在我觉得非常寒冷的“漠南之战”后的那个冬天，东北亚大陆发生“拉尼娜”现象，匈奴全境和大汉最繁华的黄河流域地区都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最冷的那几天，右北平军营每天都有同袍因为冻伤被截肢，连生活居住条件不错的我的脚上都长了冻疮，后来到了冬天就断断续续复发，用义父教我的方子涂了三年药才痊愈。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年战争消耗，大汉国库空虚，刘彻并没有足额发放赈济。这除了造成部分最底层的百姓倒毙在风雪中，也令人口密集地区的中下层自耕农为度过眼前的风雪将田产或别的生产资料变卖，沦为无产者。

其实刘彻对百姓丧失生产资料的事情还是很关注的，因为丧失生产资料者明显难以承受人均四成的综合赋税，放弃户籍当流民就是迟早的事情。流民如果再不加以控制，陈胜、吴广、柳下跖就要来了。所以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刘彻采用了“迁徙流民”的方法来缓解流民压力，同时补充边境新疆土的人口。从元狩元年大灾后到元狩四年共有超过百万丧失生产资料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人口被迁徙到河南之地和河西之地。

当然，迁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是有大量的流民从这一时期开始涌现，遍布全国（包括被迁徙的流民二次放弃户籍），并愈演愈烈，直到孝武朝终结，这种势头都一直在持续。

当然作为后世认可的“千古一帝”，刘彻不是只会拿捏底层“软柿子”的昏聩帝王。在他理念里，一直是“众生平等”的，搞钱也不例外。

在无差别提高税率之前，刘彻就将搞钱的矛头指向了权贵和富裕阶层。“议罪银”制度在这一时期使用范围得到扩大，除了“十恶不赦”，别的刑事犯罪或治安处罚都可以用“议罪银”抵罪，旨在丰富朝廷收入来源。普通的小公务员职务也可以半公开的明码标价买到，“爱国商人”卜式在这一时期终于如愿以偿，以一千头羊的代价混进了官僚圈子。

“推恩令”在元狩年间也开始发挥出其最大的威力，因为“推恩令”的间接影响，刘濞、刘武之后最有势力的王爷淮南王刘安的家族终于开始了嫡庶之间的“狗咬狗”，刘彻利用这个机会让张汤操刀搞出震惊朝野、砍掉三万多颗人头的“淮南·衡山大案”。

我后来看二大爷的“篆体密文”才知道，在元朔六年之后，藩王的“秋风”基本上就停了，因为这块利益被皇帝看上了，聪明的二大爷立即收了手，并向北境边防军老军头们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淮南·衡山大案”在向“推恩令”下的权贵们传递信号：以“推恩”为幌子，让你们家里先乱，目的是停你们的长期饭票，谁赞成，谁反对？你反对？好吧，那挖你个黑料，你的存款和脑袋我也要了！

除了“淮南·衡山大案”，更有好多势力不大的王侯被以欺压百姓啊、违反治安处罚啊、**啊之类的罪名给连锅端了——当然也要没收财产。找不到把柄的就没事了吗？也不是，比如刘彻元狩四年就搞了个“白虎皮币”，凡是按例来朝拜他的王侯权贵都要强制性购买——四十万钱一张。也就是说：如果你听话，还想暂时留着饭票，至少你眼下要出点血，让我充实一下国库。

当然，到了元狩四年，刘彻还在桑弘羊的测算谋划下祭出了更狠的搞钱政策——“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刀刀见血！

元狩年间朝堂上除了经济政策和军事谋划，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外交往。

在之前，除了收服南方接壤的“羁縻邦”，刘彻的主要外交就是唐通的西南方向和张骞的西北、西域方向。在张骞归来之后，他还派人与大陆最西边、最强大的大秦建立了邦交，到了元狩年，他又遣使与横跨欧亚非的犂靬（亚历山大）建立了邦交。在元狩年间，张骞还向刘彻进言：除了西域外，西南方向的商路也可以通达身毒，并经身毒最终通往大秦。于是刘彻对西南贸易通道的打开也提高了重视程度。同时，随着河西之地的归汉，西域贸易开始活跃，虽然商道上的匈奴人和羌人都不太友好，但是在高额利益驱使下，大汉官商和东西方民间商人还是开始频繁行走在这条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黄金商道上。

后世史书以元狩年为孝武朝前期和中期的分割标志，前期的刘彻从初登大宝的外戚掣肘到大权独揽再到力排众议死磕匈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从元狩年开始的孝武朝中期，刘彻将继续展现他死磕匈奴的决心、能力和办法。步入盛年的皇帝并不在乎眼前的百姓疾苦、权贵惨象，他眼中只有他的千秋霸业。因为他最后做成了，所以后人不觉得他做错，但是在那个叫元狩的年代，全大汉的真实景象就是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严刑峻法下的“一切为战争开路”，“一切为充实国帑服务”。

作为亲历者，我很难准确形容元狩年是个什么“气象”，元狩年是为华胥国开万世太平的枢纽阶段，但绝对不是亲历者会感恩热爱的年代。

当然，元狩年也是我命运齿轮剧烈转动的枢纽时期。我将从一介不明一钱的小憨怂，渐渐蜕变成一位有造化、有气运和当世任何一位大佬掰手腕的政商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