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短命皇帝扭转乾坤 第113章 月港协议

几乎在吏员俸禄改革，朝臣不断拉扯的同时，大明皇家商行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谈判也在秘密的进行着。

泰昌二年二月下旬，春寒料峭，但福建月港（现在的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在却是一派繁忙景象。

港口内，新悬挂的“大明皇家海关”旗帜迎风招展，码头上工人们正在紧张地修建新的仓库和查验场地。而在港口旁最宏伟的官署——市舶司衙门内，一场将深刻影响远东格局的谈判正在进行。

谈判双方，一方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新任福广水师提督沈有容和大明皇家商行总办靳良玉等人。另一方，则是以范·戴克为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团。

经过数日激烈而艰难的磋商，在双方均有强烈合作意愿的背景下，一份被称为《月港协议》的协议终于达成。其主要内容包括：

1、贸易特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准在福建月港及广东广州两地进行定期贸易，初始年限为五年。每年准许入港贸易的商船数量、可交易的货物种类（明确列出清单，包括生丝、瓷器、茶叶等传统商品及皇家商行的新式货物）、以及固定税率等皆有严格规定，确保大明税收和管理权。

2、技术转移：作为获得贸易特权的关键条件，荷方需派遣至少一百名资深造船匠师、一百名铸炮师及相应通译人员，分赴福州皇家造船厂和天津皇家造船厂工作，为期三年。其间，所有工匠薪俸由大明支付，但其研究成果、技术图纸等知识产权归属大明，荷方人员必须“倾囊相授”，不得隐匿技术。

3、行为规范：荷兰商船及人员在大明境内须严格遵守大明律法及市舶司管理，不得滋事、走私、传播异端邪说。若有违犯，大明有权依律惩处，并可视情节暂停或取消其贸易资格。

4、军事互信：福广水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舰队保持必要沟通，共同维护主要贸易航线的安全，应对海盗威胁（此条隐含着应对西、葡干扰的默契）。

《月港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大明在隆庆开关有限开放月港后，首次以商业联盟的形式，与另一个西方海洋商业集团建立了相对规范、深入的贸易与技术合作关系。消息传出，月港的商人们欢欣鼓舞，看到了无限的商机。

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

澳门，葡萄牙总督府。

“条约签订了！荷兰人获得了直接贸易权，还有技术合作！”葡萄牙驻澳门总督罗朗也几乎将手中的酒杯捏碎，脸色铁青，“明国这是要抛弃我们了吗？我们葡萄牙人才是他们在西方最早、最忠诚的朋友！”（尽管这种“友谊”建立在武力与垄断之上）

“总督阁下，更糟糕的是技术合作！”一名耶稣会士忧心忡忡，“荷兰人帮助明国人建造更大的战舰和更犀利的火炮，一旦明国水师强大起来，我们在远东的海上优势将荡然无存！甚至澳门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罗朗也眼中寒光闪烁：“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让明国皇帝和那些荷兰乞丐付出代价！”

马尼拉，西班牙总督府。

西班牙菲律宾总督费尔南多·德·席尔瓦同样收到了紧急情报。西班牙与葡萄牙此时处于共主邦联（伊比利亚联盟）时期，在远东利益高度一致。

“荷兰人这是在我们和明国之间钉下了一颗楔子！”席尔瓦总督语气沉重，“他们不仅抢走贸易利润，还要武装明国人！这是对上帝和国王陛下的双重挑衅！”

“总督，我们是否应该联合葡萄牙人，给荷兰人的商队一点颜色看看？或者……在马尼拉加大对明国侨商的限制和税收，向明国朝廷施压？”一名军官建议道。

席尔瓦沉吟片刻，摇了摇头：“直接攻击荷兰船队风险太大，可能引发与荷兰的全面冲突，甚至将明国彻底推向对方。限制华商……是个办法，但要把握好度，不能逼反了那些为我们创造财富的华人。”

在远东海域游弋的英国商船“冒险号”上。

船长约翰·韦德尔看着手中辗转得到的条约消息，心情复杂。

“荷兰人走在了我们前面……”他喃喃自语，“大明，一个如此富庶的帝国，终于向欧洲敞开了更大的门户，可惜首先进去的是那些荷兰佬。”他深知此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力尚弱，无法与荷兰正面竞争，更无力挑战西葡的现有地位。“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从侧面入手，比如，也派人去接触明国朝廷，看看能否获得类似的条件？”

尽管西、葡、英三方的反应和策略不尽相同，但《月港条约》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了强烈的涟漪。不满与危机感在酝酿。

很快，暗中的捣乱开始了：

海上“幽灵”：几艘悬挂不明旗帜，但体型和战术明显带有西葡风格的快船，开始频繁出现在月港通往南洋的主航道上。它们并不直接攻击悬挂荷兰东印度公司旗帜的商船，而是专门袭击那些与荷兰人交易、或被认为向荷兰人出售补给品的中国商船、东南亚土着商船，制造恐怖气氛，试图掐断荷兰人的补给线和贸易网络。

谣言四起：在月港、广州等地，关于荷兰人“包藏祸心”、“与倭寇有染”、“其教义亵渎祖宗”等流言开始悄然传播，试图挑动民间和士绅阶层对荷兰人的反感，从内部给大明朝廷施加压力。

技术壁垒：抵达福州船厂的荷兰工匠们发现，一些关键的、他们答应提供的特殊木材处理工艺、帆索配方等，在具体传授时受到了来自巴达维亚总督府的暗中指令，要求他们“有所保留”或“拖延传授”，试图延缓大明吸收技术的速度。

这些阴招确实带来了一些麻烦，数艘中国商船被劫，导致部分商人不敢与荷兰人交易；谣言也引起了一些保守士大夫的疑虑和上书；船厂的进度受到一定影响。

消息传回京师，朱常洛震怒之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海军实力的不足以及海洋利益的复杂与残酷。

“看来，有些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冷笑着对骆思恭和魏忠贤下令，“告诉沈有容，以剿匪之名，加强巡逻！准许其招安福建、广东等地品行较好的海盗全体，以增强福广水师的能力。”

“令东厂、锦衣卫，严密监控澳门、马尼拉方向来的可疑人员，散播谣言者，抓！”

“告诉徐光启和孙王体乾，对荷兰工匠，既要优待，也要防备！加强我方工匠的学习和记录，同时尝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解决技术难题！必要时，可以‘请教’一下那些滞留在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教，总会愿意拿出点东西来交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