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厂门口的石阶上,看着公告栏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粮票。公告栏上贴着张泛黄的纸,上面的黑字红章格外刺眼——《关于清理城市临时人口的通知》,墨迹新鲜,显然是刚贴上去的。
“清退?啥意思?”一个穿着补丁棉袄的汉子挠着头,声音里带着茫然。他是隔壁胡同的老王,在厂里打零工,给锅炉添煤,干了快半年,户口还在乡下。
“就是让没城市户口的回乡下呗。”旁边有人叹气,“城里粮食紧张,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人群里炸开了锅。有骂娘的,有唉声叹气的,有抱着孩子默默流泪的。沈言看着这乱糟糟的一幕,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早该想到的,粮食就那么点,城市的定量供应本就捉襟见肘,哪还容得下这么多没户口的“临时人口”。
上面不是没察觉,只是一直拖着。从去年开始,粮站的供应就越来越少,街头巷尾的野菜被挖得精光,连护城河的水草都有人捞来煮着吃。清退人口,更像是没办法的办法,是把有限的粮食,集中到“有户口”的人嘴里。
回到四合院时,院里的气氛比往常更压抑。二大爷站在中院,背着手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早该清退了,省得有些人占着城里的粮食,乡下有地,饿不死!”他说的“有些人”,明眼人都知道指的是谁——后院那几家打零工的,还有前院的刘寡妇,她男人死得早,带着个孩子,靠缝补衣服过活,户口还在河北老家。
刘寡妇大概是听见了,在屋里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人。她的孩子才五岁,生下来就在城里,连乡下的路都不认识。
“哭啥哭!”二大爷不耐烦地吼了一声,“回乡下咋了?有地就能种粮食,总比在城里饿死强!”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傻柱从屋里冲出来,红着眼圈,“人家在城里住了快十年,回去啥都没有,喝西北风啊?”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二大爷梗着脖子,“厂里都贴公告了,这是上面的意思,谁能改?”
两人吵了起来,院里的人都围了过来,却没人劝架。三大爷蹲在门槛上,拨着算盘,不知道在算什么,大概是在合计清退之后,院里的粮食会不会“宽裕”点。秦淮茹站在自家门口,抱着槐花,脸色发白——她比谁都清楚,若不是贾东旭死了,她顶替了工位,改了户口,恐怕现在也在被清退的名单里。
沈言看着秦淮茹,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神里有后怕,也有同情。她刚把户口落下没多久,孩子也跟着成了“城市人”,算是这场清退里的“幸运儿”,可这份幸运,是用贾东旭的命换来的。
“沈同志,你说……这日子咋就这么难呢?”刘寡妇哭着过来,抓住沈言的胳膊,“俺男人死的时候,厂里说会照顾俺娘俩,现在说清退就清退,俺们回去可咋活啊?”
沈言心里发酸,却只能掰开她的手,从兜里摸出两斤粮票塞给她:“先买点吃的,别饿着孩子。清退……可能也不是马上就走,再想想办法。”
他知道这是废话,上面的通知一旦下来,谁都拦不住。可他实在说不出“回乡下吧”这种话——乡下哪有那么好过?土地早就收归集体,就算有自留地,在这大饥荒年月,能长出的粮食也寥寥无几,回去说不定更难熬。
接下来的几天,院里的人越来越少。后院的老张一家收拾了个小包袱,凌晨就悄悄走了,据说要步行回河南老家,路上得走半个月。他们走的时候,沈言听见老张媳妇给孩子喂奶,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大概是饿坏了。
刘寡妇没走,她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一个银镯子,卖给了走街串巷的贩子,换了点粗粮,打算硬扛。可没过几天,街道办的人就找上门来,催得紧,说再不走,就“强制遣返”。
那天下午,刘寡妇抱着孩子,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四合院。孩子不知道要去哪,还抓着手里的布娃娃,笑着跟槐花挥手。槐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声问:“娘,刘婶去哪了?”
秦淮茹没说话,只是把她搂得更紧了。
沈言站在门后,看着刘寡妇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心里空落落的。他空间里有足够的粮食,能让刘寡妇娘俩在城里活下去,可他不敢。清退是“上面的意思”,他一个普通采购员,哪敢跟政策对着干?一旦被发现“窝藏”被清退人员,别说救人,自己都得被拉去批斗。
这种无力感,比饥荒本身更让人难受。
厂里的清退也在进行。老王没走,他找了根绳子,把铺盖卷捆在背上,白天躲在锅炉后面,晚上就睡在煤堆上,想偷偷留下来。可没过几天,就被保卫科的人发现了,连推带搡地赶了出去,铺盖卷掉在地上,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棉絮。
“沈同志,帮俺照看一下,俺还会回来的!”老王被推走时,回头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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