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珍站在上海某家米其林餐厅的后厨门口,手里还攥着刚从法国空运来的黑松露。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厨房里热火朝天,案板声、炒锅声、师傅们的吆喝声混成一片。她已经三年没回老家了,三年,久到几乎忘记那个地方的味道。
可奶奶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记忆深处最隐秘的那扇门。
“我马上回去。”
挂了电话,她走进后厨,把那块黑松露递给主厨:“王师傅,我请个假,家里有事。”
王师傅看了她一眼,没问什么事,只是点点头:“去吧。年后回来就行。”
蔡文珍换了衣服,订了当天最后一班高铁。
从上海到市里四个半小时,再从市里转中巴到镇上三个钟头,最后那二十里山路只能靠走。她拖着行李箱在盘山道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天擦黑时才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树冠。树冠黑黢黢的,在暮色里像一团凝固的浓烟。
十五年了。她十五岁离开柳溪村去城里学厨,后来考上烹饪学校,后来又去上海,从打荷做到二灶,从二灶做到副厨,一步步走到今天。她以为自己早就和这个村子断了关系。
可此刻站在村口,那些熟悉的味道突然涌上来——奶奶灶台上的烟火气,老井边的青苔味,晒谷场上的稻草香,还有那道她永远忘不了的、奶奶亲手做的红烧肉。
那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吃完唇齿留香。她学了十五年厨,做过无数道红烧肉,可没有一道能做出奶奶的那个味道。
她问过奶奶秘方是什么,奶奶只是笑,不说。
现在奶奶快不行了,那个秘方,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蔡文珍加快脚步,往家走。
奶奶家在村子最里头,三间青砖瓦房,院墙是石头垒的,墙头上长满了枯草。推开院门,堂屋里挤满了人,都是村里的亲戚,看见她进来,都往两边让了让。
里屋的床上,躺着一个老人。
老人很瘦,瘦得像一把干柴,脸上的皱纹堆叠,颧骨高耸,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露出底下褐色的头皮。她闭着眼睛,呼吸很轻很轻,胸口微微起伏,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
蔡文珍跪在床边,握住那只枯瘦的手。手冰凉冰凉的,可她能感觉到那冰凉下面,有什么东西还在倔强地跳动。
“奶奶,我回来了。”
老人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那双眼睛浑浊得像蒙了一层雾,可当她看见床前的人时,那层雾突然散开了一些,露出底下的一点光亮。
“文珍……我的文珍……”
老人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蔡文珍凑近去听,听见她说:“灶……灶台底下……有东西……给你……”
然后她闭上眼睛,睡着了。
那晚,奶奶没有再醒来。
她睡得安安静静,呼吸越来越弱,天快亮的时候,那微弱的起伏终于停止了。蔡文珍握着她的手,感觉到那只手慢慢变凉,变硬,像一块石头。
奶奶走了。
丧事办了三天。蔡文珍作为唯一的孙女,披麻戴孝,跪在灵前,迎来送往。村里人都说,奶奶这辈子最疼的就是这个孙女,供她念书,送她学厨,临终前还念叨着她的名字。
可没人知道,奶奶临终前说的那句话。
灶台底下,有东西。
丧事办完那天晚上,蔡文珍一个人待在老屋里。
堂屋的灯关了,只有灶房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她蹲在灶台前面,看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老灶。灶台是土坯砌的,外面抹了一层石灰,已经熏得发黑,油光锃亮。灶膛里还有没烧尽的柴灰,冷冰冰的,散发着一股陈年的烟火气。
灶台底下,有什么?
她趴下来,用手电照着,仔细看。灶台底座和地面的接缝处,有一块砖颜色不太一样,比旁边的砖深一些,像是被人经常摸过。她用指甲抠了抠,那块砖有些松动。
她从灶房找了一把火钳,插进砖缝里,一点一点往外撬。砖终于松动了,她把它抽出来,露出底下一个黑洞。
洞里放着一样东西。
是一个陶罐,巴掌大小,封口用红布扎着,红布已经褪色,变得发白。她小心翼翼地把陶罐拿出来,捧在手里,掂了掂,很轻。
她打开红布,揭开盖子。
一股异香扑鼻而来。
那香味她太熟悉了。是奶奶做的红烧肉的味道。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吃完唇齿留香。她找了十五年的味道,此刻从这个小罐子里飘出来,钻进她鼻子里,钻进她心里。
罐子里不是肉,是一团黑褐色的东西,像酱,又像膏,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她用筷子挑了一点,放进嘴里。
那味道瞬间在舌尖炸开。咸,甜,鲜,香,还有一丝说不清的、让她浑身战栗的滋味。那是她记忆中最完美的味道,是奶奶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是一切再也回不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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