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冬天,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严峻姿态降临在东北大地。鸭绿江对岸的炮火声,已不再是隐约的闷雷,而是清晰可辨、日夜不休的轰鸣。敌机的骚扰日益猖獗,不止一次深入中国领空,在安东(今丹东)等地投下炸弹,造成了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不仅来自铁西区日夜不熄的炼钢炉,更来自国境线那边越烧越近的战火。
东北工业部大楼里的气氛,比窗外的寒流更加凝重。电话铃声、电报机的滴答声、急促的脚步声、压抑的争论声,构成了这里的主旋律。李云龙眼里的红血丝再也没有褪去过,脾气也愈发急躁。常规武器生产线已经绷紧到极限,但前线催要装备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要求更多、更快、更好。而那个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防空武器的短板,更是让他寝食难安。简易高射机枪如同儿戏,仿制高炮遥遥无期,林致远的火箭弹还在屡败屡战的泥潭中挣扎。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时不我待的焦灼,啃噬着他。
相较之下,赵刚显得更为沉静,但这种沉静之下,是同样高速运转的大脑和紧绷的神经。他不仅要处理日常庞杂的政务、协调各厂矛盾、安抚职工情绪,更将大量精力投向了更广阔的信息渠道。他深知,在几乎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闭门造车是致命的。他要求工业部下属新成立的“技术情报翻译室”(成员主要是外语好的归国人员和旧政权留下的译员)扩大工作范围,不仅要翻译有限得到的苏联技术资料,还要千方百计搜集、翻译一切可能获得的外部工业信息——欧美的科技期刊摘要、国际市场的商业动态、甚至是从香港、澳门等地转道而来的零散新闻报道。
他知道这如同大海捞针,但哪怕只有一丝微光,也可能照亮眼前的黑暗。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翻译室负责人,一位姓沈的、戴着厚厚眼镜的留英归国学者,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报,几乎是跑着冲进了赵刚的办公室。他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吓人。
“赵政委!重要情报!从香港转来的,源头是我们在伦敦的一个……商业联络点。”沈先生将电报稿放在赵刚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却掩饰不住兴奋。
赵刚接过电报,迅速浏览。电文不长,但内容却让他心头剧震:
“据悉,英国政府委托数家拍卖行,将于明年(1951年)1月中旬,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公开拍卖一批‘战时剩余物资及部分淘汰工业设备’。清单初步披露,包含:美制及英制各类机床(车、铣、刨、磨、镗床,部分为大型及精密型号)约三百余台;中小型发电机组数十套;成套的化工实验设备(含部分制药设备);一批军用野战医院设备(手术器械、X光机、消毒设备等);大量各类金属材料(铝锭、铜材、特种合金半成品);另有少量封存的军用车辆和通讯器材残件。拍卖面向‘合规’商业实体,但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及‘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对**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建议速研对策。”
赵刚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打在他的心上。三百多台机床!发电机组!化工设备!野战医院设备!这哪里是“废铁”和“淘汰设备”?对于百废待兴、特别是面临战争威胁急需扩产和补齐短板的中国工业来说,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不,是久旱甘霖!尤其是那些可能包含的大型精密机床和发电设备,正是当前扩大军工生产和保障能源供应的关键瓶颈!
但电文最后那句“对**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又像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巴统……这个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禁运和技术封锁的机构,他早有耳闻。直接以新中国官方或国营企业的名义去竞拍,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仅买不到,还可能暴露意图,引发更多麻烦。
机遇与风险,巨大的诱惑与严酷的现实,同时摆在面前。
赵刚没有迟疑,立刻抓起电话:“接李部长办公室!老李在吗?让他马上过来,有急事!”然后,他对还在激动喘息的沈先生说:“沈先生,立刻回去,动员翻译室所有能用的力量,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尽可能搜集关于这次拍卖的详细信息!拍卖行的名字、具体时间地点、更详细的设备清单(特别是型号、产地、新旧程度)、预估价格、竞拍规则、可能的限制条款……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同时,查一下国际上,特别是香港、澳门,有哪些信誉良好、有跨境贸易经验、并且可能对我们抱有同情态度的华商或贸易公司。注意保密!”
“是!政委!”沈先生领命而去。
几分钟后,李云龙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大衣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老赵,啥事这么急?生产线又卡壳了?还是林致远那小子又把什么点着了?”
赵刚没说话,只是把那份电报递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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