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第一批苏联专家组,沈阳的工厂并未恢复宁静,反而陷入一种更加亢奋而有序的忙碌。专家的建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技术死结的思路,但要将这些思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依然需要消化、试验、攻关。更重要的是,安德烈临别时那句关于“培养自己人才”的忠告,如同重锤敲打在李云龙和赵刚心头,回响不绝。
“老赵,‘老大哥’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在返回沈阳的列车上,李云龙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已经开始泛绿的田野,若有所思,“光靠借人家的‘鸡’下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得有自己的‘鸡’,能下更好的蛋,甚至能孵小鸡。”
赵刚点头,深以为然:“这正是中央和东北局也在重点考虑的问题。依靠外援是必要的,但不能产生依赖。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人才培养和科研体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派出去’,选拔优秀青年和技术骨干,送到苏联去系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是‘请进来’并‘用起来’,不仅继续引进苏联专家,更要大力发掘和用好国内现有的技术人才,包括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以及从关内、从海外愿意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在工厂的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工人和技术员。”
回到沈阳,两人立刻将“人才培养”列为与“恢复生产”同等重要的核心任务,开始双线推进。
“派出去”,首要任务是选拔赴苏留学生和实习人员。这不是简单的挑选好学生,而是关乎未来工业骨干和国家建设者的战略布局。东北局和中央的指示很快下来: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为主,联合教育部,在东北地区(重点是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的大学、专科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以及重点工矿企业中,选拔一批政治可靠、基础扎实、年轻有为的人员,前往苏联的高等院校和工厂进行长期(大学)或短期(进修实习)学习。
命令一下,犹如巨石投入湖面,在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中激起巨大波澜。去苏联——那个传说中的社会主义强国、工业巨人那里学习!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报名者踊跃,竞争异常激烈。
选拔工作由赵刚主要负责。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制定了严格而公正的程序:政治审查(确保历史清白,拥护党的领导,有志于新中国建设)、文化考试(侧重数理化和外语基础)、专业能力考核(结合原学校成绩或工作表现)、体格检查,最后还要进行面试,考察其思想动态、学习目的和适应能力。
工业部大楼里专门腾出几间屋子作为选拔办公室,灯火通明。来自各单位的推荐材料堆积如山。赵刚亲自审阅重点人选的档案,组织专家进行专业面试。他特别强调,不仅要看成绩,更要看潜力、看志向、看是否具备吃苦耐劳和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一天,面试了一个来自沈阳兵工厂的年轻技术员,叫陆为国,二十出头,毕业于伪满时期的工科专科学校,解放后表现积极,技术钻研劲头足,在修复一台精密镗床时提出了关键建议。面试时,小伙子有些紧张,但谈到技术问题眼睛就发亮。
赵刚问他:“如果去苏联学习,你想学什么?将来回来想做什么?”
陆为国挺直腰板,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报告首长!我想学最先进的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咱们厂里很多设备都是仿制外国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想知道它们为什么这么设计,怎么才能设计得更好!将来回来,我想和老师傅、工程师们一起,设计制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更好的机床和武器!”
赵刚和旁边的专家交换了一个赞许的眼神。这个年轻人有想法,有抱负。
另一个面试者是大连大学化工系的一名学生党员,叫周晓芸,梳着短发,眼神清澈坚定。她谈到日本统治时期大连化工厂的污染和对中国工人的压榨,谈到她立志学好化学,将来建设清洁、高效、属于人民自己的化工厂,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生活早日实现。
李云龙也关心选拔,但他更关注那些从生产一线、从工人队伍中冒出来的好苗子。他跑到各厂,跟厂领导和技术科的人打听:“有没有那种肯钻肯干、手巧心灵、有股子琢磨劲儿的年轻工人?光有文凭不行,手上得有活,心里得有火!”
还真让他找到几个。比如铁西某机械厂一个叫“小榔头”的青工,只有小学文化,但车铣刨磨样样拿手,还爱鼓捣,自己琢磨着改进了几种工装夹具,提高了效率。还有兵工厂装配车间一个叫刘大柱的年轻钳工,眼神特别好,组装精密部件又快又准,还能发现图纸上细微的不合理之处。
“这些好苗子,光在车间里埋头干,眼界打不开!”李云龙对赵刚说,“也得送出去!让他们去看看‘老大哥’的大工厂是怎么干的,流水线是啥样,先进工具怎么用!哪怕只是短期实习,回来也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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