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廖夫接过袖筒,紧紧握在手中——这枚袖筒看似普通,实则是内务部与本土盟友约定的“安全信物”,也是情报传递的重要工具。他感激地看向埃弗雷特:“谢谢你,埃弗雷特先生,每次都麻烦你。”
“不用客气,我们都是为实现理想,”埃弗雷特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中满是坚定,“英国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这点风险不算什么。”
两人简单交流几句后,埃弗雷特便推着档案车走向另一侧,为科瓦廖夫打掩护。科瓦廖夫快速将报告放回原位,检查无误后,转身走出档案库,脸上依旧是那副温和沉稳的模样,仿佛从未接触过任何机密。
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军情五处悄然上演。除了埃弗雷特,科瓦廖夫在伦敦还有多位本土盟友:有在军情五处负责通讯的接线员玛丽,她会偷偷截取德军加密电报的备份,传递给科瓦廖夫;有在海军造船厂工作的工程师戴维,他会将新型驱逐舰的设计草图藏在面包房的烤箱里,等待科瓦廖夫的联络员取走;还有在《泰晤士报》工作的记者约翰,他会通过专栏文章的暗语,为科瓦廖夫传递军情五处的内部动向。
这些英国本土的支持者,并非为了金钱或权力,而是出于对FXS的憎恨、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康米主义的认同。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源,为科瓦廖夫的渗透行动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让他在军情五处如鱼得水,从未被察觉——英**情五处此时的重心完全放在了防范德国间谍上,他们坚信,德国才是当前最大的威胁,苏联作为潜在的反FXS盟友,不会对英国构成情报威胁;更重要的是,本土盟友的身份都是“根正苗红”的英国人,从未出现在轴心国或苏联的情报人员名单中,彻底避开了军情五处的排查范围。
当天晚上八点,伦敦东区的一家废弃面包房内,科瓦廖夫与苏联内务部的联络员伊万会面。面包房内弥漫着淡淡的麦香,角落里的壁炉燃着微弱的火焰,将两人的影子映在墙上。
科瓦廖夫从袖筒中取出微型胶卷,递给伊万:“这是最近获取的海军造舰技术和德军情报,包括战列舰装甲改进方案、潜艇通讯密码、北方集团军群调动情况,还有一份疑似德军针对东方的作战计划线索。”
伊万接过情报,快速检查无误后,将其藏在随身携带的工具箱底部,随后递给科瓦廖夫一份加密电报:“莫斯科发来的指令,让你重点关注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具体内容,同时加快窃取英国航空母舰舰载机弹射技术。另外,内务部会再派两名间谍来伦敦,协助你扩大情报网络,后续由玛丽负责对接。”
科瓦廖夫接过电报,用微型解码器解读后,郑重地点点头:“请转告莫斯科,我会完成任务,绝不辜负信任。”
伊万拍了拍他的肩膀,起身走向面包房的后门:“注意安全,伦敦的局势越来越复杂,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度在加强,一旦暴露,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伊万离开后,科瓦廖夫独自留在面包房内,看着壁炉里跳动的火焰,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关乎苏联的安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莫斯科——此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德国的巨大威胁,这些来自伦敦的情报,将成为苏联备战的重要支撑。
与伦敦的隐秘谍战相对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内,一场关乎苏联情报战略方向的决策正在上演。5月28日下午,斯大林坐在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后,他的眼神深邃而锐利,目光落在桌上的一叠情报简报上——这些简报,正是科瓦廖夫通过本土盟友传递回莫斯科的第一批核心情报,包括英国海军的装甲技术、德军西线的兵力部署,以及军情五处截获的德军加密通讯内容。
贝利亚站在办公桌前,腰杆挺直,双手自然垂在身侧,神情恭敬却不失沉稳。作为苏联内务部的负责人,他深知情报工作对苏联的重要性——1941年的欧洲,德国已经征服了法国、比利时等国,大军集结在苏联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精准的情报,是苏联能否提前备战、抵御德军进攻的关键。
“贝利亚同志,科瓦廖夫传回的情报,你都看过了吧?”斯大林终于开口,声音低沉。
“是的,斯大林同志,”贝利亚立刻回应,语气严肃,“这些情报非常有价值:英国的海军造舰技术,能弥补我们海军装备的短板,尤其是火控和舰载雷达技术,能大幅提升我们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战斗力;而军情五处掌握的德军情报,比我们自己通过边境侦察、潜伏间谍获取的信息更精准、更全面,甚至提到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调动,这很可能与他们针对苏联的作战计划有关。”
斯大林微微颔首,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落在窗外的红场——此时的红场,行人步履匆匆,偶尔能看到身着军装的士兵列队走过,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备战氛围。他沉默片刻,突然话锋一转:“贝利亚同志,从现在开始,调整我们的情报渗透重心,不要再将过多精力放在德国情报部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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