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最美好的前途 第159章 一般处理方法

1939年秋，蒙古草原的风裹挟着未散的硝烟，卷过哈拉哈河两岸的战场遗迹。遍地的弹壳、被焚毁的坦克残骸与枯黄的牧草纠缠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腐尸与冻土混合的沉郁气息。

苏联远东方面军战俘管理总局的临时收容所就搭建在这片废墟边缘，一排排简陋的木质营房被铁丝网圈围，营房外的了望塔上，红军哨兵的步枪枪口始终对准着营房区——这里关押着近两万名诺门坎战役中被俘的旭日军及附属人员，其中三成是身着旭日军制服的东煌人与朝鲜人。

清晨的霜气还未消散，收容所的铁丝网大门被推开，几辆军用卡车碾过结冰的地面，将一批刚完成初步甄别登记的战俘分批运送至不同的区域。

负责中朝战俘甄别工作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驻远东分部的中尉安德烈·彼得罗夫，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个战俘的籍贯、入伍时间、是否参与过对苏作战以及是否有被胁迫的证据。

此刻，他正站在第一区域的营房前，看着眼前这群面色憔悴、眼神复杂的同胞——对他们而言，“同胞”二字既熟悉又陌生，他们身着敌人的军装，却流着与这片土地同源的血液。

“姓名，籍贯，何时被日军抓壮丁？”彼得罗夫的声音透过翻译传到队列中，队列最前排的一个年轻的东煌人猛地抬起头，他的脸颊上还留着战场的淤青，军装的肘部早已磨破，露出里面打着补丁的粗布内衣。

“李根生，冀州承德人，1938年被旭日军抓去当劳工，后来又被强征入伍，上个月才被送到诺门坎……”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因用力而泛白，“长官，我没杀过人，我甚至没敢扣过扳机，求你们放我回家……”

这样的诉求在中朝战俘队列中此起彼伏。彼得罗夫翻阅着手中的档案，这些档案大多是红军在战场缴获的旭日军征兵记录，以及战俘之间的交叉供词。

他发现，这些中朝战俘中，九成以上是被旭日军通过“抓壮丁”“粮食胁迫”等手段强征入伍，有的是东北义勇军的失散战士，有的是朝鲜半岛被旭日军占领后被迫服役的平民，还有的是被旭日军裹挟的东煌农民——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在战场上要么被旭日军当作“炮灰”冲在最前面，要么负责后勤运输、挖掘战壕等体力活。

甄别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周。对于那些有明确证据证明被胁迫、且无战争罪行的中朝战俘，苏联方面做出了释放的决定。

释放那天，收容所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李根生握着苏联士兵递来的返乡证明和少量粮食，泪水模糊了双眼。

他看着身边同样被释放的同胞，有人激动地跪地叩拜，有人朝着祖国的方向眺望，还有人紧紧抱着前来送行的苏联翻译，一遍遍地说着“谢谢”。

彼得罗夫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这些人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幸运者，他们得以重返故土，而另一些人，则需要留在收容所，承担起特殊的使命。

留下来的中朝战俘，大多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且在战俘中表现出较强组织能力的人，或是曾在旭日军中担任过下级士官、熟悉旭日军管理模式的人。

苏联方面将他们改编为“战俘监督队”，负责协助红军看守战俘、维护收容所秩序、分发物资以及监督后续的劳动改造。

30岁的朝鲜人金成焕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是朝鲜半岛的一名教师，1937年被旭日军强征入伍，因懂日语和俄语，被旭日军任命为翻译，却始终暗中保护着身边的同胞，多次拒绝执行旭日军屠杀战俘的命令。

“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战俘，而是苏维埃政权的协助者。”彼得罗夫在监督队的成立仪式上说道，他将一批步枪和警棍交到金成焕手中。

“你们的任务是监督其他战俘的劳动和思想改造，甄别出隐藏在其中的投机分子和顽固分子。记住，你们的立场，决定了你们的命运，也决定了更多同胞的命运。”

金成焕握着冰冷的步枪，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他看着远处营房里那些与自己有着相同肤色的同胞，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尽自己所能，让更多无辜的人免受苦难，也让那些助纣为虐的投机分子付出代价。

监督队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们既要面对红军的严格要求，又要承受其他战俘的质疑与敌视。有些旭日军士兵嘲笑他们是“苏维埃的走狗”，有些中朝投机分子则试图拉拢他们，承诺给予好处，让他们在劳动和甄别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8岁的王铁柱走在巡逻队最前面，他的左臂还留着旭日军鞭打的疤痕，那是1938年被抓壮丁后，因反抗旭日军虐待而落下的印记。

此刻，他握着警棍的手微微用力，指节泛白，眼神警惕地扫过铁丝网另一侧的旭日军战俘营房——那里关押着第三区域的旭日军士兵，其中不乏态度嚣张的军国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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