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读心：我靠剧透拿捏他 第131章 我该如何写出大秦未来的文治武功？

那一个“工”字，落于素绢之上，墨色浓重，仿佛凝聚了咸阳宫顶的全部夜色——黑如玄铁，沉似铅云，笔锋收处竟泛出微微青光，像是暗夜里一道未愈的伤痕

可纸上仅此一字，再无下文。笔悬半空，心亦停滞——非是才竭，而是那一声“工”字落地，如同叩响了深渊之门，此后每添一笔，皆须以命相抵。

此前种种执念，此刻俱化为肩上千钧：石伢的稚语、秦人的铁犁、荒原上的第一道垄沟……皆在电光火石间奔涌而来，撞得胸口生疼。

雨仍不止，檐外水声如诉，仿佛天地也在屏息，等我写下第二个字。

嬴政那句“从你写起”，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一道枷锁，将我与整个大秦未来的文治武功，牢牢拷在了一起。

话音犹在耳畔回响，像铜钟余震，震得心口发闷。

此后三日，麒麟殿再无宣召。

咸阳宫仿佛遗忘了赤壤堂的存在，唯有每日的膳食与炭火，依旧一丝不苟地按时送达。

陶碗盛着温热的粟粥，蒸腾起白雾，在冷空气中缓缓扭曲消散；炭盆里红烬噼啪炸裂，溅出几点火星，落在脚边毡毯上烧出焦黑小点。

寂静如水漫延，唯有更漏滴答，每一声都敲在心头。

第一夜，我燃尽了三支巨烛，烛泪层层堆叠，凝成珊瑚状的残骸。

稷下学宫藏书阁中所有与“工”相关的典籍被尽数搬回赤壤堂——竹简捆扎成束，搬运时发出沙沙摩擦声，像枯叶被风吹过荒原。

书案很快淹没在黄褐色的卷册之间，指尖翻动间扬起细尘，在烛光下飞舞如金粉。

我一卷卷地翻阅，心却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这些文字，或语焉不详，或故弄玄虚。

譬如炼铁，只言“金有六齐”，却无一字提及温度、风量、配比；炉火该旺至何种程度？

风箱拉速几息一次？

皆付阙如。

我闭目默想匠人蹲守高炉的情景：热浪扑面，汗珠滚落铁砧即化白汽，而他们凭的竟是口耳相传的一句“火候到了”。

譬如稼穑，空谈“顺天时，量地利”，却无一策应对蝗灾、霜冻。

我仿佛看见农夫跪在龟裂田埂上，手捧枯穗仰天嘶喊，而书中只有八个字：“敬天畏时，毋违农序。”

这哪里是知识，分明是一道道高墙，将真正的技艺死死圈禁在少数人的头脑与家族之中。

依靠这样的东西，别说百年，不出十年，待第一代由我亲手教出的匠人老去、死去，那些远在岭南的双季稻、敦煌的雾盘、辽东的马具，都将沦为史书上无人能解的传说。

我彻夜未眠，直至晨曦微露，天边泛起鱼肚白，寒气透过窗隙渗入，刺得指尖僵麻。

终于在一片狼藉的竹简中直起身来，脊骨咯咯作响，双眼布满血丝。

不能着书，必须立典。

我研开新墨，砚台中清水与墨块相磨，发出低沉的“沙沙”声，如蚕食桑叶。

铺上最平整的绢帛，提笔蘸墨，笔锋初触纸面，竟微微颤抖。

写下不是《工经大全》的正文，而是——《工经纂修章程》。

“设总纂一人，总理全书。其下分设农、工、水、医、算、舆、冶、陶、织、造、兵、畜，凡十二卷。每卷设主笔一人，统辖三科。每科之下，凡涉一技，必录其详，附以图解、用量、工序，并预设天灾、**、物损等‘灾变应对’之策……”

每一字落下，都似钉入大地的木桩，为一座即将拔地而起的知识殿堂打下根基。

章程初定，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拿着它，走进了墨鸢的工坊。

她正对着一架新拆解的连弩机件，神情专注。

铁器零件散落案头，油污斑斑，扳手握在手中，轻轻拨动齿轮，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机油气味刺鼻，混着金属冷却后的腥锈味，弥漫在狭小空间里。

听完我的来意，她头也不抬，只冷冷吐出六个字：“墨家之术，不外传。”声音如冰锥落地，碎而不响。

我没有与她争辩。

我从袖中取出一份名录，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机油图纸上。

纸页边缘已被汗水浸软，字迹略显晕染。

“夜郎，信风使团，工师弟子王五，陷于泥沼，殁。临终前未能口授改良版水车齿轮接榫之法，新垦梯田至今引水不畅。”

“敦煌，戍卒营，陶管匠赵三、李四，冻毙于风雪。二人所知陶管烧制秘法失传，后续雾盘引水渠半数龟裂漏水。”

“辽东，筑城卒，墨家旁支弟子孙九，病故。其独创的夯土配方无人知晓，新建的一段城墙，去年冬至塌了半边。”

名单上，有七个名字。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因关键技艺无法传承而中断的工程，是数百上千人的心血付诸东流。

墨鸢的目光，死死钉在那份名单上。

她的呼吸变得粗重，胸膛微微起伏。

握着扳手的手指，关节寸寸发白，指甲嵌进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

工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与远处炭炉偶尔的爆裂声。

许久，她终于抬起头，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泛起了剧烈的波澜，像深潭被投入巨石，涟漪层层荡开。

“可录。”她的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但每一卷，都须加盖‘非授勿阅’之朱印。凡窃阅者，以盗窃军国重器论处。”

“允。”我毫不犹豫地点头。我知道，她守的不是秘密，而是秩序。

解决了最关键的“器械卷”，我立刻传信，将远在夜郎的轲生召回咸阳。

这个巡行院最优秀的学生，如今已是信风使团里能独当一面的分队领使。

他赶回咸阳时，一身风尘，面庞被西南的烈日晒得黝黑脱皮，颧骨处裂开细纹，渗着血珠；眼神却如淬火的精钢，锐利逼人。

进门时靴底带进泥屑，踩在青砖地上留下潮湿印痕，一股南方雨林的腐殖气息随之弥漫开来。

我当即任命他为“农经勘访使”，命他从新录取的工经院学生中挑选十人，即刻出发，分赴岭南、敦煌、伊犁三地。

“纸上得来终觉浅。”我指着案上草拟的农科条目，对他说，“我要你带着他们，把书上写的每一个字，都去实地复验一遍。双季稻的谷种，究竟泡水几分才能发芽最快？火薯的藤蔓，剪去几寸才能让块茎长得最大？雾盘下的沙地，浇水几日才能种下第一颗菜籽？我要的不是估计，是铁一般的数字。这部书，必须是用你们的脚印，踩着万里黄沙、冻土与泥泞，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轲生没有多言，只重重叩首，额头撞地之声沉闷如鼓，眼中燃起烈火：“属下，领命！”

此后两月，赤壤堂灯火不熄。

十二卷分科陆续确立，各路能工巧匠或被征召，或自愿来投。

农科试种双季稻，田埂边插满标记木牌，随风摇曳；冶科开炉炼新钢，铁水奔涌如赤蛇，映红半边夜空；医卷始录针砭之术，铜人模型上密布刻度，银针轻触穴位即发出微鸣。

一部前所未有的《工经大全》，正在黄沙与墨香中缓缓成型。

八月初七，在无数次飞鸽传书与实地校正后，首卷《火薯耕作法》初稿完成。

我亲自抱着那厚厚一叠绢帛，赶赴少府监，请调了二十名咸阳城中最好的抄工，辟出专室，命他们昼夜誊抄。

笔尖划过绢面，沙沙声连成一片，宛如春蚕食叶。

墨香浓郁，熏得人头脑微晕。

李斯闻讯而来。

他站在灯火通明的抄写房外，接过我递上的一页样稿，目光一扫，神情便凝重起来。

“‘每亩留苗三百六十株，株距一步半，行距两步。去顶宜在白露前三日，巳时为佳’……”他低声念着，手指下意识地在袖口摩挲，仿佛在丈量那精确到寸的农事节奏，“赤壤君，你这写的不是农书，是律法。”

我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我就是要它如律令般，不容置疑，不可违背。

然而，律法总会触动旧规。

次日早朝，某博士于殿前伏地进言：“闻有妇人执笔，纂修百工之法，恐乱祖制！”言罢，群臣侧目，气氛骤紧。

我命人将此议原文抄录，张贴于赤壤堂外的院墙上，并在旁边另附一告：“凡能当面指正《工经大全》疏漏者，一字千金；凡敢署名于此者，赐金十两，以彰其胆气。”

此后七日，墙下围观者众，却再无一人敢当面质疑，更无一人敢署名。

九月十三，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按部本班之时，轲生自敦煌星夜归来。

此前八月初九已有急报飞鸽传来：“井水渐浅，民多惶恐。”我当时正忙于校订《水利卷》，未及深究。

此刻，他冲入赤壤堂，未及行礼，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用湿布层层包裹的匣子，布面尚带潮气，滴落几滴水珠在地。

“君上！”他声音嘶哑，带着一丝惊惶，“党河上游，二十里内的井群，水位下降了三尺！当地老人说，自开春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景象。属下怀疑，是……是雾盘架设过密，吸走了天地水汽，伤了地脉！”

我心头猛地一震，快步上前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块干裂的陶片，正是当地的土样。

指尖轻触，粗糙皲裂，仿佛触摸到一片垂死的土地。

我只算计了产出，只算计了效率，却忽略了最致命的一点——生态反噬！

我当即召来墨鸢与宫中太医令连夜会商。

太医令看过土样，听完陈述，脸色煞白：“西北本就风高土燥，民众多有肺腑之疾。若地下水脉枯竭，土地沙化，不出十年，敦煌绿洲恐将变回死地，届时人畜难存，此非天灾，乃**也！”

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背脊，衣衫贴在身上，凉意刺骨。

我放下朱笔，手心全是冷汗。

那一道命令，不只是暂停六座雾盘，更是向我自己亲手点燃的革新之火，泼去了一瓢冰水。

成功太容易让人盲目。我们算尽了人力，却忘了天地也有脾气。

连夜提笔，用朱砂在已经定稿的《水利卷》上，重重写下批注：“凡引水灌溉，取用不得过三成，养地须留二分湿，违者以渎职论处！”随即，我签署了第一份以工经院名义发出的正式政令，加盖赤壤君印，八百里加急送往西域：“伊犁河谷新建六座雾盘之工程，即刻暂停，待勘验水文后另行定夺。”

这一收一放，朝野震动。

亥时三刻，万籁俱寂。

我独坐赤壤堂中，案头堆满修订过的绢册。

烛火将熄，影子拉得很长。

我摊开《总纲序言》的素绢，提笔欲书，手腕却微微发抖。

成功不该带来愧疚，可为何，我总觉得对不起那些曾相信“雾盘能唤雨”的百姓？

忽然，廊下铁马轻鸣，风穿户牖。

一道极轻的脚步声自檐外传来，踏碎寂静，也踏碎了我的思绪。

我尚未抬头，那熟悉的压迫感已笼罩案前——是嬴政。

他手中拎着一只黑漆描金的小盒，径直走到我的案前，目光落在我笔下那张空白的绢纸上。

“你在写什么？”他问，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低沉。

我缓缓抬起头，迎上他深不见底的眼眸，答道：“在写一部……能让大秦在千年之后，依旧能自己长出匠人，自己种出粮食的书。”

他沉默片刻，将手中的漆盒放在了我的桌上，轻轻打开。

盒中，静静躺着一块干瘪发黑的东西，用蜂蜡完美地封存着。

那是我当年在皇家庄园里，试种成功后献给他的第一块火薯干。

触手冰凉，蜡壳光滑如镜，映出我疲惫的脸。

“你写的每一个字，”他凝视着那块火薯干，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都该是用这样的东西磨成墨，用血写出来。”

我心中剧震，抬眼看他。

烛光摇曳，他的目光不再是试探，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混杂着钢铁意志与无上信赖的火焰。

“朕明日，便会诏告天下。”他一字一顿，声如金石，“《工经大全》，为我大秦国本之典。凡参与纂修者，享列侯之仪仗，其功入太庙。凡暗中阻挠、非议诋毁者——”

他顿了顿，眼中杀意一闪而过。

“以毁我大秦社稷论处。”

国典既立，法度森严，天下工匠之心，尽归于此。

然而，书成之后，谁来执教？

谁来考评？

这庞大的知识体系，如何从冰冷的绢帛，化为帝国生生不息的血脉？

嬴政的雷霆之威，为我劈开了一条路。

但我清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