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2章 象牙塔里的异乡人（三）

《社会学概论》第一次小组讨论定在周四下午。

讨论室在文学院地下一层，是个不大的房间，中间一张圆形木桌，周围摆着七八把椅子。墙上贴着自由探讨、平等交流的标语，字是活泼的卡通字体，但在白炽灯的冷光下，显得有些刻意。

王蓉提前十分钟到。推门进去时，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两女一男。其中一个女生是陈露——看见王蓉，她笑着招招手：这么巧，我们一组！

王蓉松了口气。有认识的人在，至少不会完全孤立。

这是李想，陈露指着那个男生，咱们班的。这是刘薇，历史系的，选修这门课。

李想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头发有些乱，正低头看一本厚厚的书。刘薇则很开朗，主动伸出手：你好！我是刘薇。

王蓉握住她的手，轻声说：王蓉。她注意到刘薇的手很软，指甲修剪得整齐，涂着透明的护甲油。

陆陆续续又来了三个人，都是陌生面孔。大家围着圆桌坐下，椅子拖动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王蓉选了陈露旁边的位置，这样至少有一侧是熟悉的。

张教授走进来，手里拿着文件夹。同学们好。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流动。阅读材料都看了吧？

大部分人点头。王蓉也点头——她确实看了，但那些关于代际流动、结构流动、交换流动的概念，在脑子里像一堆散乱的积木，怎么也搭不成完整的形状。

好，张教授在桌首坐下，不用紧张，就是聊聊。每个人先说说自己对‘社会流动’的理解，结合自己的生活观察。从这边开始吧。

他指的方向，正好是王蓉的对面。一个穿灰色卫衣的男生先开口。

我觉得社会流动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男生语速很快，比如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但我考上了大学，将来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就是向上流动。

他说得很流畅，用了代际、职业地位这些术语。王蓉默默听着，手指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接下来是刘薇。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一种社会流动机制。寒门子弟通过考试可以进入仕途，改变家族命运。虽然现代形式变了，但内核相似——教育依然是主要渠道。

她的发言更有条理，引用了历史例子。王蓉低下头，看着自己笔记本上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社会流动-人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可以是上下……

太简陋了。像小学生的造句。

轮到陈露了。她清了清嗓子：我同意教育是重要渠道。但我觉得还有别的，比如婚姻。有些女性通过嫁入更高阶层的家庭实现流动，虽然这种流动常常伴随着……

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伴随着主体性的丧失。

王蓉心里一动。她想起村里那些早早嫁人的女孩，有的嫁到县城，有的嫁到外地，过年回来时穿着新衣服，说着带口音的普通话，但眼神里总有种说不清的飘忽。那算不算主体性的丧失？

可她不知道主体性这个词具体是什么意思。

讨论继续。李想谈到社会资本——家庭的人脉关系、信息资源，这些看不见的资本有时候比成绩更重要。另一个女生谈到地域差异——同样考600分，在北京和在西部的机会完全不同。

每个人都说得有条有理，有观点，有例子，有术语。发言时目光会扫过其他人，像在确认自己的话被听到。偶尔有人插话、追问、反驳，气氛活跃但不激烈。

王蓉一直沉默着。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她的脑子里有很多画面：父亲王建国在田里弯腰插秧的背影，母亲李明珍在灶间忙碌的侧影，姐姐王玲坐在溪边不说话的样子……这些画面鲜活而具体，但似乎和社会流动这个抽象的概念挂不上钩。

或者说，她能挂上，但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描述。

就像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从村里考到省城大学，是一种向上流动。但这个过程的具体重量——母亲在香菇棚里连续工作三个月的疲惫，父亲卖掉那两头还没养肥的猪时的沉默，自己高三那年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在煤油灯下做题到眼睛发花——这些重量，要怎么说出来？

说出来会不会显得……太沉重？太私人？太不像学术讨论？

王蓉，张教授温和的声音响起，你怎么看？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

王蓉感到喉咙发干。她端起面前的一次性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滑过喉咙时带来一阵轻微的刺痛。

我……她开口，声音比想象中更小。

圆形桌让每个人都离得很近。她能看见陈露鼓励的眼神，看见李想推了推眼镜，看见刘薇微微前倾的身体。

我觉得……流动不一定是好事。她终于说。

话一出口，她自己都愣了一下。这不是准备好的观点，而是直接从心底冒出来的。

哦？张教授来了兴趣，怎么说？

王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继续：有些人……流动了，但可能更……孤独。

她想起火车上那种眩晕感，想起宿舍里听别人说普通话时自己的脸红，想起图书馆里面对浩瀚书海的窒息。这些算不算流动的代价？

你是说心理成本？李想问。

心理成本。这个词很准确。王蓉点点头。

能举个例子吗？刘薇问。

例子。王蓉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姐姐王玲。姐姐嫁到邻村，从娘家到婆家，不过五里路，算是最微小的地域流动。但那次流动之后，姐姐变得更沉默了，眼睛里那种深井般的东西更重了。

可她不能说姐姐的事。那是私事，是家事，是伤口。

比如……农民工。她换了个例子，他们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收入可能增加了，但住在工棚里，和家人分开，孩子变成留守儿童……

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着发音，尽量去掉乡音。但说到留守儿童时，那个守字还是不自觉地翘舌不够，变成了平舌。

她看见刘薇的眉头极轻微地动了一下，不是嘲笑，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就像听到某个发音错误时，耳朵会自动捕捉到。

脸又开始发热。

这个例子很好。张教授点点头，流动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地位的变化，还有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的重塑。这些都需要代价。

王蓉松了口气，但那种紧绷感还在。

讨论继续。大家开始争论流动的公平性、制度的屏障、个体的能动性。术语越来越多，语速越来越快。王蓉听着，渐渐又跟不上了。

她听到结构性障碍、机会不平等、再生产机制……这些词像一堵墙，把她隔在外面。她能理解大致意思——就是有些东西让人很难往上走——但具体的理论脉络、学术争论，她完全摸不着头脑。

有一次，李想提到一个社会学家的名字：就像布迪厄说的，文化资本……

王蓉不知道布迪厄是谁。

她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名字，然后在旁边打了个问号。笔记本的这一页已经写满了：一些零碎的词，一些画了又划掉的箭头，几个大大的问号。

讨论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了一件事。

刘薇在阐述一个观点时，用了话语权这个词。她说：底层群体往往缺乏话语权，他们的经验很难进入主流叙事……

王蓉心里猛地一震。

话语权。这个词她第一次听到，但瞬间就懂了。姐姐王玲没有话语权——她甚至不说话。村里的女人们没有话语权——她们的故事只在灶台边、溪水旁、田埂上私下流传，从来不会被写进书里，不会被拿到这样的圆桌上讨论。

她想说点什么。关于沉默，关于失语，关于那些被淹没的声音。

可当她张开嘴，却发现不知道从何说起。她缺乏工具——缺乏那些能把个人经验提炼成普遍观点的理论工具，缺乏那种流畅、自信的表达方式，甚至缺乏把乡音完全藏起来的语言能力。

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一阵轻微的咳嗽。

陈露递给她一张纸巾。王蓉接过，擦了擦嘴角，摇摇头表示没事。

但有事。她心里知道。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再也没有发言。只是听着，记着，偶尔点头。圆形桌的讨论像一场球赛，观点被抛来抛去，术语在空中碰撞。她是场边的观众，看得见球，听得见呐喊，但脚像钉在地上，一步也迈不进去。

讨论结束时，张教授做了总结。他提到每个人的发言，包括王蓉那句流动不一定是好事。他说：王蓉同学提醒了我们，流动研究不能只看数据，要看人的真实感受。这是很重要的人文视角。

这话是肯定，但王蓉听出了其中的区别——别人被肯定的是观点清晰、论证有力、理论扎实，而她被肯定的，是一种视角，一种感受。

好像她的价值，只在于提供了某种原始的、感性的材料，而不是理性的分析。

大家开始收拾东西。陈露拍拍她的肩：你说得挺好的呀，那个例子很打动人。

刘薇也说：对，农民工的例子特别真实。

她们是善意的。王蓉知道。但那种善意里，有一种不自觉的俯视——像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那种你很淳朴的夸奖。

走出讨论室，傍晚的阳光斜照进走廊。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去，还在继续讨论着刚才的话题。王蓉独自走在后面，背包里的那袋土随着脚步轻轻晃动。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跟姐姐去采蘑菇。雨后山林里，蘑菇很多，但她们只认得几种能吃的。姐姐教她：颜色太鲜艳的不能要，有奇怪味道的不能要，长在脏地方的不能要。

那时候她觉得，辨认蘑菇是件很难的事。但现在她明白了，更难的是辨认这个世界的规则：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感受值得被讨论，哪些只能藏在心里；哪种发音是正确的，哪种会引来窃笑。

图书馆的书、课堂上的术语、讨论室里的观点，就像山林里那些她不认识的蘑菇——数量庞大，形态各异，有些看起来很美，但可能有毒；有些其貌不扬，却是救命的口粮。

而她，才刚刚走进这片山林，手里只有一小袋从家乡带来的土，和一双还不懂得分辨的眼睛。

走廊尽头，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在地砖上移动，经过一扇扇紧闭的门，经过墙上的公告栏，经过那些印着学术讲座海报的玻璃橱窗。

王蓉停下脚步，从背包侧兜里摸出那袋土。碎布袋在手心里，温热，沉重。

她捏了捏。

沙沙，沙沙。

那声音说：别急。慢慢来。姐姐用了十几年才学会沉默，你要学会说话，也需要时间。

她把土袋放回去，继续往前走。前方，图书馆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清晰。

笔记本里，那个关于话语权的词，她还没有查。但这个词已经像一颗种子，掉进了心里那片从家乡带来的土壤里。

虽然现在她还说不出什么，虽然讨论时她还是失语。但至少，她听见了那个词。

听见，是开始说话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