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寅时三刻,户部衙门的灯已经亮了七日。
林念桑推开堆积如山的黄册,揉了揉发酸的眼窝。墨迹未干的算纸散落满案,像秋日里层层叠叠的落叶。他指尖还残留着朱砂的痕迹——那是他在三年前漕运银两簿册上做的批注,一笔被贪墨了四转的款项,终于在第七日的子夜时分,理清了最后一条去向。
窗棂外传来打更声,悠长而寂寥。
“大人,您该歇息了。”书吏捧着新沏的茶站在门外,声音里透着担忧。
林念桑摇摇头,接过茶盏时指尖微微颤抖。茶是浓得发苦的老君眉,提神用的。他抿了一口,目光又落回那本摊开的《漕运稽考录》。纸张已经泛黄脆裂,边缘被蠹虫啃噬出细密的缺口,像是被岁月咬碎的往事。
“二十八万两。”他轻声自语,声音在空旷的堂内显得格外清晰,“经过四道手,每道剥一层皮,到修堤时只剩九万两。”
书吏不敢接话,只垂手立着。
“你看这里。”林念桑指着簿册上一行蝇头小楷,“‘嘉靖三十七年春,拨银八万两修淮安段漕堤’,下一行便是‘同年夏,续拨五万两补物料亏空’。不过三月,何来亏空?”
他翻开另一本关联账簿,指尖点在对应条目上:“同期采买记录显示,石料单价较往年涨了三倍,但石场那边的出货账却是原价。中间这差价去了何处?”
书吏凑近细看,倒吸一口凉气。
“还有更妙的。”林念桑又抽出三本册子,一一摊开,“漕运衙门的日常开支,这一年比往年多出两万两,名目是‘河道巡察使往来接待’。可朝廷记录显示,那年只有两位巡察使南下,按例每位接待费用不得超过五百两。”
一笔笔账目在他脑海中串联,像散落的珍珠被丝线重新穿起。那些刻意模糊的条目、前后矛盾的记录、凭空出现的支出,在七日七夜的比对中逐渐显露出狰狞的轮廓。这不是一人之贪,而是一张网——从地方漕司到户部郎中,再到工部采买,二十余人的名字隐隐浮现在账目往来的缝隙里。
晨光熹微时,林念桑终于合上最后一本账册。
他站起身,腿脚因久坐而麻木蹒跚。推开户部大堂沉重的门扉,初春的寒风裹挟着晨露的气息扑面而来。长安街的轮廓在淡青色的天光中逐渐清晰,远处传来早市开张的声响,蒸饼的香气隐约可闻。
那些声音、气息,都属于这座城池里活生生的人。
而账簿上消失的银两,本该变成淮河沿岸更坚固的堤坝,变成灾年时的救济粮,变成学堂里孩童手中的书本。林念桑想起姑母林清韵留下的手札中的一句话:“国库之银,粒粒皆民膏民脂。执笔者落墨时,当知一字一画,俱系万家灯火。”
“备轿。”他对候着的随从说,“去尚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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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尚书李晏之是在书房见的林念桑。
老人已过花甲之年,须发皆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他没有看林念桑呈上的账目清册,而是先打量了这个年轻人一番——官袍下摆有坐压的褶皱,眼底布满血丝,但背脊挺得笔直。
“七天七夜?”李晏之终于开口,声音低沉。
“是。”
“查出多少?”
“二十八万两漕银,被贪十九万两有余。涉及官员二十三人,其中四品以上七人。”林念桑顿了顿,“这只是嘉靖三十七年一年的账。若往前追溯……”
李晏之抬手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老人站起身,踱到窗前。院中的老梅开了最后一茬花,淡红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溅开的血点。
“你知道为何这些陈年旧账无人去碰吗?”李晏之没有回头。
“下官不知。”
“因为碰不得。”老人转身,目光如炬,“你查出的这二十三人里,有三人已在去年升迁,如今一个是山东布政使,一个是都转运盐使,还有一个……”他顿了顿,“在宫里当差,伺候那位最得宠的妃子。”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炭火噼啪的轻响。
林念桑的手在袖中握紧。他当然明白尚书话中的意思——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贪墨案,而是牵扯到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么,”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似自己,“这账就白查了?”
李晏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赞赏,也有深深的疲惫。
“林念桑,你很像一个人。”
“家姑母?”
“不。”老人摇头,“是你自己。”
他走回案前,终于翻开那本清册。枯瘦的手指划过一行行工整的楷书,在几个名字上轻轻点了点。
“这些人,动不得。”他的指尖移到另一处,“但这些,可以。”
林念桑俯身看去——那是几个六品以下的官员,位置不高,但在贪墨链条中却扮演着关键角色:管仓库的、做账目的、负责采买的中层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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