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早春的风还带着冬末的刺骨寒意,卷着沙砾砸在城郊建筑工地的铁皮工棚上,发出 “哗啦啦” 的声响。张建国蹲在工地西北角的断墙下,背靠着冰凉的水泥墩,左手夹着支快要燃尽的烟,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工具箱的金属锁扣 —— 锁扣上的铁锈蹭在掌心,混着烟油的黏腻,像层洗不掉的痂。
烟蒂已经积了半寸灰,风一吹,火星子跳了跳,落在他磨出毛边的裤脚上,他浑然不觉。视线越过纵横的钢筋架,能看到远处纺织厂的烟囱,孤零零地戳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和工地上的塔吊形成两道沉默的剪影。三个月前纺织厂贴封条那天,他也是这样蹲在厂区门口,只不过那时手里攥的是林慧递来的油条,现在捏的是两毛钱一包的劣质烟。
工具箱被他半开着,里面的物件码得整齐却陈旧:磨秃的扎钩、卷刃的钢丝钳、用胶带缠了三层的卷尺,最底层压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 是他的下岗通知书,边角已经被工具磨得起毛,“解除劳动合同” 几个黑体字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却像针一样扎眼。上周整理工具时翻出来,他没敢给林慧看,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压回了箱底,像藏起一件见不得人的心事。
“老张,发什么呆呢?工头催着扎钢筋了!” 工友老李的吆喝声从钢筋堆后面传来,带着喘息,“再磨蹭今天的活儿就干不完了!”
张建国猛地回神,烟蒂烫得指尖一缩,他赶紧把烟屁股摁在水泥地上,碾了碾,留下个黑褐色的印子 —— 这是今天的第五支烟,烟盒早就空了,这最后一支还是早上跟老李借的。他撑着膝盖站起来,腰眼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像有根针在里面扎,他皱了皱眉,顺手摸出裤兜里的去痛片,干嚼了两片,苦味在嘴里散开,却压不住腰上的酸胀。
这腰伤是去年扎钢筋时落下的,医生说要休养,可他哪敢歇。纺织厂破产后,他在工地找了份扎钢筋的活,日薪八十,看着比以前在厂里的工资高,可干的是实打实的苦力,还没社保,出了工伤只能自己扛。上个月工头说 “减员增效”,要裁掉几个手脚慢的,他每天都提着心,比谁都卖力,生怕这唯一的生计也丢了。
扛起捆钢筋往作业区走时,他瞥见工棚墙根堆着堆废铁,几个收废品的正用铁锤敲打着拆解,“叮当、叮当” 的声响在空旷的工地上回荡,刺耳得让人心慌。那声音让他想起纺织厂的织布机被拆解的那天,老工人蹲在零件堆旁哭的样子,突然觉得那些被敲碎的不仅是废铁,还有他们这些下岗工人的饭碗。
“听说没?东北那边好多个体户去年一年才赚六千八,还不到以前在厂里工资的六成。” 老李跟在他身后,压低了声音说,“我表弟在长春开小卖部,以前厂里月工资一千二,现在干个体户累死累活,月均才五百多。”
张建国的脚步顿了顿。六千八,这个数字像块石头砸在他心上。他想起林慧昨晚算账时说的话:“淘宝店上个月赚了三百二,早餐摊赚了两百八,加起来还不到六百,比你在厂里当技工时的月工资少一半。” 那时他没敢接话,只是闷头扒饭 —— 他现在一天八十,干满一个月才两千四,可工地不是天天有活,上个月就歇了十天,到手才一千六。
中午歇工时,他蹲在煤炉旁烤火,火苗蹿得老高,映亮了他眼角的皱纹,也映出了手上的老茧 —— 指腹的茧子是扎钢筋磨的,虎口的茧子是以前在纺织厂开机器留下的,层层叠叠,像老树皮。工友们围着煤炉聊天,有人说要去南方打工,说深圳的工地日薪能给到一百二;有人骂 “减员增效” 断了活路,说以前在厂里好歹有保障,现在干一天算一天。
张建国没说话,从工具箱里翻出个铝饭盒,里面是林慧早上给他装的馒头和咸菜。馒头已经凉透了,咬在嘴里硌得牙酸,咸菜还是熟悉的味道,却没了以前的香甜 —— 他知道,这咸菜是林慧凌晨三点起来腌的,为了多卖几毛钱,她把盐放得比平时少,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正吃着,手机突然响了,是林慧打来的。他赶紧走到没人的地方接起,声音放柔了些:“喂,家里没事吧?”
“没事,就是想跟你说声,淘宝店又来个订单,要五斤萝卜干。” 林慧的声音带着点雀跃,却掩不住疲惫,“王嫂帮我打包好了,下午就去寄。对了,家里的面粉快没了,我去粮店问了,涨了一毛钱一斤,我买了半袋。”
“涨就涨,别省着,你和王嫂也得吃。” 张建国说着,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早上出门时林慧塞给他五十块,让他买包烟,他到现在还没舍得花,“工头说这周末结工资,我回去给你带斤肉,包饺子吃。”
“不用买肉,省着点花,孩子下个月要交住宿费。” 林慧赶紧说,“我这鞋底又破了,下午找块纸板垫垫,还能穿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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