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业的轰然倒台,如同一颗精准投下的炸弹,瞬间将我苦心经营、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构筑的“星光实业”炸得粉碎。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却代表着法律与秩序冰冷面孔的调查组,将我死死围困在工地项目部,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绝望的气息。每一道审视的目光,都像鞭子抽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坐牢的恐惧,像冰冷的铁钳扼住了我的喉咙。
在彻底坠入深渊的前一秒,求生的本能让我拨通了那个最原始、也最不愿惊动的号码——我的母亲。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积压的所有恐惧、委屈、走投无路的绝望,如同溃堤的洪水,冲垮了我强撑的堤坝。“妈……救救我!他们要抓我去坐牢!项目……项目出大事了!只有你能帮我了!妈!” 我的声音嘶哑变形,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和颤抖,语无伦次地将项目的违规、王家的倒台、面临的指控一股脑倒了出来。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压抑的呼吸声。然后,我听到了母亲从未有过的、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决绝的声音:“别怕,儿子。妈……妈想办法!” 那声音里,有心疼,有惊怒,更有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母亲所能爆发出的最后力量。
母亲动用了她尘封多年、几乎耗尽所有人情的最后底牌——联系了一位早已退居二线、但余威犹存的老领导。她豁出了毕生的情面和尊严,甚至可能搭上了自己最后的一点体面,只为换我一线生机。最终,代价是惨重的:我得以暂时脱身,免于立刻身陷囹圄,但所有“擦边”甚至违法的操作留下的烂摊子,必须由我自己亲手收拾干净——尤其是那批被我非法运入、如今成了烫手山芋的工人。
整整七十四个人!像困兽一样被塞在临时搭建的防疫帐篷里。每一天,都是烧钱的地狱!帐篷租赁费一天两百,七十四顶帐篷!每个人每天两百块的基本伙食费!还有那些被封存在工地、原本价值不菲的建筑材料——砂浆、腻子粉、真石漆……在潮湿、密封的环境下堆放了两个月,加上疫情封控期间无人看管导致的淤积、结块、失效……最终能用的,只剩下可怜巴巴的百分之三十!
冰冷的数字如同钝刀,一下下切割着我的血肉:
* 工人封控费用(74人 * 200元/天 * 90天) 帐篷费(74顶 * 200元/天 * 90天) = 一笔令人窒息的巨款。
* 材料报废损失(近70%的原料价值) = 又接近三百万的窟窿。
* 还有前期为了打通王建业关节以及后续试图“灭火”而砸出去的、血本无归的“打点费”……
粗略一算,我需要赔偿的金额,赫然超过了五百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冰山,瞬间将我砸入了漆黑冰冷的海底,连挣扎的力气都几乎丧失。
为了填这个无底洞,我变卖了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那辆寄托着对胡帆复杂情感、被我改装得面目全非的“老8”,连同那辆象征过短暂“安逸”的路虎发现四,都被迫易主。最后,连名下唯一一套小房子,也挂上了急售的牌子。卖房卖车的钱,像杯水车薪,哗啦啦倒进窟窿里,瞬间消失无踪。
巨大的亏空依然存在。最后,是我那一直沉默寡言、背影已有些佝偻的父亲,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他拿出了压箱底的积蓄,甚至可能借遍了能借的亲戚,才勉强凑够了剩下的部分。当他把那张沉甸甸的银行卡塞进我手里时,他的手在微微发抖,眼神疲惫而苍凉,只说了一句:“拿着,先把债平了。你还年轻,身上……不能有污点。” 这句话,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上。我的轻率、我的贪婪,不仅摧毁了自己短暂的“成功”,更将原本就不富裕、一直默默支持我的父母,彻底拖入了深渊。沉重的愧疚感,几乎将我压垮。
就在我身心俱疲、感觉整个世界都灰暗冰冷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李默然,那个在我风光时依偎在我身边、在我落魄后曾说过要“分担压力”的女人,似乎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暖意。母亲托了关系,把她安排进了一家不错的医院工作,也算有了份稳定的收入来源。
然而,命运的残酷玩笑,才刚刚开始。
那是一个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夜晚。李默然下班回到家,脸色有些异样。不知为何,她突然毫无征兆地发难,将矛头直指我:“你那破工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赔成这个鬼样子?五百万啊!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告诉我!” 她的声音尖利,充满了怨怼和不耐烦,仿佛所有的错都在我一人身上,浑然不觉我此刻背负着怎样的债务大山、家庭牺牲和内心煎熬。
连日来的巨大压力、无处宣泄的愤怒、以及对她这种“事后诸葛亮”式指责的委屈,在这一刻轰然爆发!像一座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找到了出口!“你喊你妈呢?!” 我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激动而撕裂,“我比任何人都生气!我比任何人都想成功!你知道吗?!我他妈比任何人都难受!” 我赤红着眼睛,胸口剧烈起伏,所有的憋屈和痛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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