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秦帝国最主要的缔造者之一和长期的辅政者,李斯的命运,早已与那位横扫**、气吞寰宇的帝王——秦始皇嬴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荣辱与共,难以分割。在晚年归隐乡野,静心着述《忆往录》以梳理一生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时,他无法,也不可能回避这位对他一生轨迹产生了决定性、乃至塑造性影响的千古一帝。他必须以笔墨,为这位功过皆堪称惊世骇俗的君主,留下属于自己的、力求真实的评判。因此,他怀着一种极为复杂、既充满敬畏与知遇之恩、又带着晚年沉淀后的理性审视与深刻反思的态度,专门辟出独立的章节,题为“详述始皇功与过”,意图拨开后世可能存在的重重迷雾与极端褒贬,力求给予这位曾经的君主、伙伴,一个相对客观、全面、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定位。
对于始皇之“功”,李斯毫不吝啬笔墨,给予了极高的、也是基于亲身经历、符合史实的评价。 这部分论述,笔端饱含着一位老臣对往昔峥嵘岁月、对共同开创不世功业的追忆与感慨。
首功,在于“扫平**,统一天下”。 他详细描述了始皇亲政后,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所展现出的超凡雄才大略和坚如磐石的决心。他写道:“……陛下(指始皇)初登大宝之际,内有华阳太后、吕不韦等权臣掣肘于朝堂,外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虎视于边境,形势可谓危如累卵。然陛下聪慧天成,深知隐忍之道,于亲政前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亲掌权柄,便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肃清嫪毐之乱,罢黜相国吕不韦,彻底掌控朝局,其手段之果决,令人心折。内患既除,陛下便将目光投向寰宇,坚定不移地启动并主导了波澜壮阔的灭国之战。其目光之远大,非局限于一时一地;意志之坚韧,虽九死其犹未悔;用人之胆识,能拔擢王翦、蒙恬等良将于行伍,亦能纳客卿如斯者于庙堂。十年之间,韩、赵、魏、楚、燕、齐等雄踞一方数百年的诸侯国相继而亡,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戛然而止,海内终归一统。此乃震古烁今之不世之功,非惟结束数百年割据混战、救民于水火,更在于奠定了华夏大地万世一统之宏基,其利在千秋,泽被后世。” 在李斯看来,没有始皇那种睥睨天下的气魄、洞察时局的眼光以及排除万难、将战略执行到底的强悍意志力,统一大业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个人在此过程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无可替代。
次功,在于“创立制度,奠定基石”。 这是他亲身参与设计、极力推行并终生引以为傲的政绩。他倾注了大量笔墨,详尽阐述:“……天下虽定于刀兵,然如何治理这前所未有之庞大帝国,实乃较之征战更为艰巨之难题。陛下高瞻远瞩,并未沉溺于武功之盛,而是毅然采纳斯等建议,力排众议,彻底废除行之数百年的分封旧制,全面推行郡县新政。使政令出于中央一孔,权力集于朝廷一身,此制度之创举,破天荒第一遭,彻底改变了‘封邦建国、诸侯裂土’的传统治理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袭(虽时有反复),其影响至为深远,可谓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大一统王朝之基本政治框架。此外,推行‘书同文’,统一文字,使天南地北言语异声之人,可凭同一文字沟通无碍,文化得以交融传承;‘车同轨’,统一车轨宽度,便利交通,促进经济血脉流通;‘统一度量衡’,使市场交易、国家税收有统一标准可循,此非徒具形式之整齐划一,实为凝聚文化认同、促进经济深度融合、巩固国家统一之根本大计,其功绩潜移默化,却惠及万代。至于修筑驰道、开通灵渠等浩大工程,虽当时耗费民力甚巨,谤议亦多,然其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便利军事调遣与商贸往来、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之功,亦不可没。此一系列制度创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看似繁琐,实则功在当代,利在万世,乃帝国长治久安之坚实基石。”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项开创**业的认同与自豪。
再功,在于“开拓疆土,巩固边防”。 他亦客观记述了始皇对外经略的积极一面。提及派遣大将蒙恬北驱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筑城设县;派遣屠睢、赵佗等南征百越,将岭南广大区域纳入版图,使帝国疆域空前扩大,声威远播。同时,他也论及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之事:“……陛下志在‘日月所照,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北逐胡人,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南辟荒服,置郡设县,虽用兵过程难免酷烈,然确使华夏文明之影响力随之拓展,疆域得以稳固。至于连接、增筑北境长城,虽劳民伤财,死伤无数,怨声载道,然于国防战略而言,此绵延万里的军事防线,在冷兵器时代,对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飘忽侵扰,保护中原农耕文明腹地之安宁,客观而言,亦有其不可否认的战略价值与历史作用,功过需分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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