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的“效仿”热潮与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如同拂过山岗的清风,并未过多地侵扰李斯内心那片历经沧桑后归于沉静的湖泊。相形之下,随着年岁愈高,白发日增,原本矍铄的精神虽依旧清明,但身体的机能却不可逆转地呈现出衰退的迹象——目力不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握笔的手偶尔会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伏案稍久便会感到腰背酸软。这种对生命流逝的切身体认,反而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到近乎急迫的愿望:他必须抓紧所剩无多的时光,将自己这波澜壮阔、充满争议却又独一无二的一生,所经历的惊涛骇浪、所运筹的庙堂算计、所感悟的世事变幻、乃至所犯下的错误与获得的教训,进行一次系统、深刻而坦诚的回顾、梳理与剖析,并最终用文字记录下来。
于是,在每日处理完乡学塾童的课业、指点完农具改良的细节这些简单却充实的日常事务后,李斯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所剩不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一项新的、或许也是他生命旅程中最后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中——“撰写《忆往录》”。
这本他于心中酝酿、计划名为《忆往录》的着作,其定位远非简单的个人传记或功绩簿,更非为自己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的辩白书。他的宏愿,是借此对自己这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一次彻底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回顾与反思。他希望通过这种近乎严苛的自我审视和记录,清晰地梳理出自己思想演变的内在轨迹,客观总结辅佐帝王、执掌国政的得失利弊,为后世留下基于真实经验与血泪教训的警示、启迪与治国理政的思考。其动机,既包含了传统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立言”以求思想传承的情怀,更升华出一种源自晚年大彻大悟的、超越个人荣辱毁誉的、对历史与未来的深沉责任感。
书写的地点,依旧是他那间陈设简朴、却满载书卷气息的书房。只是如今,那张用了多年的老旧梨木案几上,除了常用的那方微凹的端砚、几支兼毫小楷和厚厚一沓质地优良的宣纸外,更多了一叠叠由他亲手整理、字迹时而工整、时而因心绪激动而略显潦草凌乱的草稿纸。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通宵达旦、挥毫泼墨,但他坚持每日晨起盥洗、静坐凝神后,必于案前坐上两个时辰,或斟酌字句,或奋笔疾书,哪怕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写下寥寥数语、一段感悟,也绝不间断。
《忆往录》的开篇,李斯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他并未从自己显赫的法家师承、早年游学、或是初入秦廷得到吕不韦赏识这些惯常的起点写起,而是直指灵魂深处,从那个彻底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玄之又玄的“瞬间”开始落笔。他用了大量隐晦、含蓄却又充满内在张力与哲学思辨的笔触,试图描述那种在熟知历史既定结局的巨大恐惧与强烈不甘中骤然“醒来”,被迫接受一个看似注定悲剧的“李斯”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彷徨与最终破釜沉舟、决心奋起抗争、逆天改命的复杂心路历程。他写道:
“……恍若大梦初觉,身陷囹圄而知锁钥之所在,其惊惶、其挣扎、其决绝,非亲身历者,难以体会万一。彼时唯一念,如暗夜惊雷,照见前路:我之命运,当由我亲手缔造,岂能甘为史书上寥寥数笔、早已注定的亡魂?斯彼时唯一念:我命由我,非由史笔!”
这部分的记录,充满了灵魂的自我拷问与对命运、身份、自由意志的深层探索,是他所有后续行动最原初、最根本,也最不为人知的驱动力。他并未明言“穿越”或“预知”,而是用“大梦初觉”、“知锁钥之所在”等充满隐喻的词语,为后世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守护着这个他至死都无法、也无需向任何人言说的终极秘密。
接着,他以大量沉着而细致的笔墨,回顾了辅佐始皇帝、共同缔造空前帝国的整个波澜壮阔的进程。从初入咸阳时的小心谨慎、默默观察朝堂局势与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关系;到因《谏逐客书》而崭露头角、逐步进入权力核心,为秦国统一大业献上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等一系列关键策略;从积极参与平定嫪毐、吕不韦之乱,巩固王权;到在御前会议上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实现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影响千古的制度创设;从统筹调度灭六国的宏大战争,到规划实施修筑驰道、直道、灵渠、长城等浩大工程。他不仅巨细无遗地记录重大事件本身,更着重剖析当时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境、内心的权衡算计、决策的深层依据,朝堂之上不同派系(如老秦贵族、外来客卿、军方将领)之间微妙而激烈的博弈,以及始皇帝那雄才大略、多疑善断的复杂性格、钢铁般的意志与其最终决策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试图以尽可能客观、超脱的视角,去评价那个将他推向权力顶峰、同时也让他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辉煌而残酷的时代。对于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等重大制度,他详细阐述了其设计的初衷(加强中央集权、促进文化交流与经济融合)、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巨大阻力(尤其是来自既得利益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及最终取得的显着成效(奠定了大一统帝国的根基),但同时,他也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反思这些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例如过于强调“一刀切”而未能充分考虑各地差异所带来的适应性难题,以及严刑峻法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可能对民间活力造成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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