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钜子：从李斯开始逆天改命 第373章 李斯蒙恬权柄重

太后垂帘听政的潜在威胁被巧妙化解，宗室在蒙恬的军威与李斯的政治安抚下也暂时保持了沉默，随着先帝驾崩、新帝即位的消息正式公告天下，帝国权力结构的尘埃，在经过短暂的悬浮后，终于落定。而最终形成的格局，清晰地指向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丞相李斯与上将军蒙恬，这两位顾命大臣，手中掌握的权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量，几乎等同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权柄之重，体现在帝国运行的方方面面：

政务决策之重：所有呈送皇帝的奏章，无论大小，首先需经丞相府审阅、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拟票”）。如今，这“拟票”几乎等同于最终决策。李斯以其丰富的经验和铁腕风格，处理着从官吏任免、财政调度到律法执行、工程营造的所有国家政务。他的批示，便是帝国的意志。虽有蒙恬作为共同辅政，但蒙恬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和对京畿的掌控上，对于日常繁杂的政务，他大多尊重李斯的专业判断，形成了以李斯为主、蒙恬为辅的文政格局。丞相府的指令，通过高效的官僚系统，畅通无阻地发往帝国每一个角落。

军事统帅之重：蒙恬则牢牢掌控着帝国的枪杆子。他不仅直接指挥咸阳卫戍部队和宫城禁军，其威望更足以影响帝国所有边军和郡国兵。北疆防线在他的遥控下稳如磐石，各地郡县的军事长官的任命和调动，也需经过他的认可或报备。军中只知有蒙将军，而不知有年幼的皇帝，这并非夸张。蒙恬的权柄，是李斯政令得以推行、朝局得以稳定的最强武力保障。

人事任免之重：关键岗位的官吏任免，如今完全掌握在李斯与蒙恬手中。他们可以依据遗诏，名正言顺地调整各部衙署的主官，将忠诚可靠、能力出众者提拔到重要位置，同时将那些可能怀有异心或能力不足者调离。这使他们能够迅速构建起一个以顾命大臣为核心的执政团队，巩固权力基础。

司法刑赏之重：廷尉府的最终裁决，重大案件的定性，乃至特赦与严惩，其最终决定权也归于顾命大臣。李斯可以依据秦律和自己的政治需要，对任何人进行审判和处罚，这权柄足以让所有官员，包括宗室成员，感到深深的敬畏。

与皇权的关系：年幼的皇帝，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他每日在太傅的教导下读书习字，偶尔在重要典礼上露面，接受百官朝拜。但所有的政务决策、军队调动、人事安排，都无需经过他的批准（事实上他也无法批准）。李斯与蒙恬只是定期（或遇重大事件时）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向皇帝和太后进行形式上的“禀报”，以维持皇权的法统地位。实质上，皇权已被顾命大臣的权柄所替代。

这种权柄的极度集中，固然带来了高效率和高度的稳定，使得帝国在失去强势君主后依然能够维持运转，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它打破了秦国一直以来“君主独裁，臣子执行”的权力结构，创造了一种罕见的“顾命大臣共治”模式。这种模式能否长期稳定，完全依赖于李斯与蒙恬之间的信任、默契以及他们个人的威望和能力。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其中一人出现异心，亦或者皇帝长大后想要收回权力，都必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此刻，李斯与蒙恬权柄重于泰山，但他们也正坐在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

李斯与蒙恬权柄日重，帝国中枢看似铁板一块，稳定有序。然而，那些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潜伏在帝国肌体深处的反对力量，尤其是对秦灭其国、夺其社稷怀有刻骨仇恨的六国旧贵族遗孽，并未就此甘心蛰伏。正面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们便转而采取了更为阴险、也更难防范的武器——散布谣言。

这些谣言，如同黑暗中滋生的毒菌，借着帝国权力交接、人心未定的特殊时期，在咸阳乃至原六国故地的暗巷、酒肆、私塾等角落里悄然散播开来。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精心编织，往往半真半假，直指顾命大臣，尤其是丞相李斯的执政软肋，意图离间其与皇室、军方乃至百姓的关系，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

最初的谣言版本还比较隐晦，多是从道德和出身入手：

“听闻那李斯，不过是楚国上蔡一介布衣，靠着阿谀奉承、揣摩上意才得以身居高位。如今先帝崩逝，他便挟持幼主，总揽大权，其心叵测啊！”

“可不是吗？他如今大权在握，连蒙恬将军那样的功臣之后，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这大秦，怕是快要姓李了吧？”

这些谣言，刻意贬低李斯的出身，夸大其权力，制造一种“寒门贱臣欺主”的舆论氛围，试图激发那些出身贵族、对李斯本就心存轻视的旧秦功臣和旧贵族的不满。

随后，谣言开始更具针对性，指向具体的政策：

“你们发现没有？自李斯独揽朝纲，这律法是越来越严了！动不动就是连坐、重刑，比始皇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这是要用严刑峻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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