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钜子：从李斯开始逆天改命 第261章 法理人情求平衡

在“去其苛暴，存其核”的大原则下，李斯主导的律法修订，始终在尝试探索一个更为复杂的境界——**在冰冷的“法理”与温热的“人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服务于统治的“平衡”**。这并非易事，却代表着法律思想的一种进步。

以往，《秦律》给人的印象是铁板一块，冷酷无情，一切以法条为准绳，极少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境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况。这种绝对化的“法治”，在战争年代和高压统治下或许有效，但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和平时期，则容易显得僵化，甚至制造新的矛盾。

此次修订，李斯明确指示，在不损害法律威严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引入“情理”的考量。这并非要回到儒家“屈法申情”的老路，而是希望法律在执行时，能更具灵活性和现实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维护秩序、教化百姓的最终目的。

修订班子围绕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激烈辩论，试图确立“**法理与人情平衡**”的尺度：

**案例一：孝子窃粮救母。** 一贫寒士子，其母病重，无钱买药购粮，情急之下窃取邻人粟米半斗，被发现后认罪态度良好。按旧律，盗窃无论数额，皆应施以重罚。

儒家学者主张：“此子虽触律法，然其心出于孝道，情有可原。若依律重惩，恐寒天下孝子之心，亦有违陛下仁政教化之本意。当轻判，或令其赔偿了事。”

法家学者反驳：“盗窃即是盗窃，若因‘孝’便可轻纵，则人人皆可借口‘情有可原’而犯法，国法威严何在？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经过反复争论，最终达成的修订意见是：盗窃罪成立，必须依法惩处，以维护法律严肃性。但考虑到其动机的特殊性（为救母）、数额微小且认罪态度好，可在法定刑罚范围内，**酌情**从轻处罚，如改重刑为罚金加短期拘禁，并责令其赔偿损失。同时，地方官府应关注其家庭困难，酌情给予救济，体现朝廷仁政。这样，既扞卫了“法理”，也兼顾了“人情”。

**案例二：老人过失毁物。** 一耄耋老翁，行动不便，不慎碰倒街边货摊，损坏价值轻微之货物。摊主不依不饶，要求依律严惩。

修订意见：考虑到行为人年事已高，非主观故意，且造成的损失轻微，可不按故意毁坏财物论处。应以调解为主，责令老翁家属予以赔偿，并对老翁进行训诫教育。这体现了对年老者的体恤，也避免了因微小纠纷而动用严刑，激化社会矛盾。

通过这些具体案例的剖析和原则的确立，新的律法修订草案中，开始出现一些诸如“**酌情**”、“**视情节**”、“**考量其动机与后果**”等更具弹性的词语。它们为执法者提供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要求他们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同时，也要关注案件背后的“人情世故”，努力实现**惩罚与教育、威慑与安抚相结合**的效果。

李斯深知，这种“平衡”极具挑战性，对执法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在赋予灵活性的同时，他也加强了监督条款和对官吏滥用“酌情权”的惩处规定。他追求的，是一种**有原则的灵活性**，一种**服务于更高统治智慧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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